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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朝鲜战场上支那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胜利因为和支那人的生活太过遥远，因此听到朝鲜战场传来的胜利时，支那民众表现出来的是不可置信和与有荣焉的复杂情绪。那么山东的交战，则是彻底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辛亥革命时所传播开来的民族主义思想、欧洲大战爆发和日英联军入侵山东所带来的国家危机感，让中国知识分子不顾一切的倒向了民族主义。
在日本军队踏上山东领土的那一刻起，中国也许会步印第安人、印度人和朝鲜人的后尘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恐惧，完全压倒了这些知识分子所怀抱的和平的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期望。
原本还试图好好同鼓吹宪制的立宪派士绅和鼓吹复古礼教的孔教人士和平争论的中国知识界，在日军入侵山东之后立刻改变了之前温和讨论的态度，转而对这些立宪派士绅和孔教人士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他们认为国家都沦丧到了亡国的边缘了，这些士绅和孔教人士依然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权势和财产，实在是天下一大害。
而随着革命委员会组织起山东民众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后，知识界的主流随之又跟着起了变化，之前这些知识分子只是批评立宪派士绅和孔教人士主张的荒谬之处，但是现在他们干脆提出了劳工阶级才是能够领导当前中国摆脱困境的伟大力量，地主阶级实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腐朽落后根源。
中国民众之中出现这种变化，对于林权助、日置益这样的日本外交官来说，既是不能理解的，也是极为反感的。毕竟这样的口号和理念已经和幸德秋水的主张相去不远了，一旦中国人真的打起了社会主义的招牌，那么必然会让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分子看到希望，最终搅乱了日本的社会秩序。
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制下去，林权助也认为谈和已经是势在必行之举。但是如何去获得双方之间的和平，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考验。
10月9日朱尔典召集了中日双方的谈判代表碰了碰面，决定把谈判场所放在了英国公使馆内的会客厅，谈判时间从明日开始，每天早上9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14点到15点45分。
不过就谈判对象的问题上，双方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争执，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认为山东和朝鲜问题应该放在一起谈，他们的谈判对象是协约国整体而不是日本。
林权助立刻表示了反对，他认为朝鲜和山东问题不是一回事，朝鲜问题是中日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山东问题是日英同盟和中国之间就中立国责任和权力的不同理解造成的误会。因此后者可以采取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会谈方式，但是前者则只能由中日之间单独谈判。
双方就这一问题足足争论了一个上午，最终在总统顾问莫理循的调解下，决定把会议分为两个部分，上午谈论山东问题，下午谈论朝鲜问题，英国和其他协约国代表将不参加下午的会议讨论，这才算是勉强让两边安静了下来。
不过10月10日上午第一次开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就没有出席，代表外交部出席会议的顾维钧和代表袁世凯的莫理循，不得不向脸色不渝的朱尔典等公使解释了革命委员会不到场的原因。
其实就是昨天革命委员会代表和袁世凯进行会面时，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他们要在中央部门委派代表监管关于革命委员会方面的事务；第二要求袁世凯发表公告驳斥复辟思潮的泛滥，对鼓吹或参与了复辟行动的人员和组织进行打击；第三逮捕张勋进行公审，并解散辫子军。
除了第三个问题之外，另外两个问题完全触发了袁世凯的怒火，因此昨日总统府的会谈算是闹了个不欢而散。革命委员会于是向外交部提出，接下来的谈判要么革命委员会自行前往，要么就完全由外交部代劳，双方既然意见不合，那么也就没必要跑到外国人面前争吵了。
听完了顾维钧的解释，朱尔典的脸色虽然难看但也终于没有起身离开这间会议室。坐在他右手边的林权助则饶有趣味的问道：“我们不介意和你们谈，但是我有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认账吗？”
顾维钧沉默了许久之后回道：“他们会承认他们签字过的协议。”
日置益顿时忍耐不住的质问道：“那么如果我们和你们谈出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那么我们岂不是在浪费时间？到底你们还是不是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为何连一个谈判代表的问题都搞不明白？既然你们做不了革命委员会的主，那么就应该让位给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谈判，而不是硬生生的插进来捣乱。”
纵然顾维钧对于国际法有着深入的了解，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是难以回答的。第一次开会是在一种令人沉闷的气氛下结束的，会议上基本没有讨论什么实质性问题，在会议结束之后朱尔典让顾维钧和莫理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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