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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2日中俄志愿军正式跨过中朝边境开始，吴川就忙的连同安娜吃顿午饭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爆发导致了许多额外的事务，更重要的是吴川一连签署了数个法令交给了劳动和经济委员会进行讨论。
首先是劳动意外灾难保险法，向全体在岗职工提供保障的法律，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都必须为职工提供保险，公务员、教师则由政府缴纳保险费用。这一条法律大致内容是根据德国在1884年制定的劳工意外灾难保险法修改而成的。接着是劳动伤残补助及社会保险法，也是照着1889年德国制定的相似法律修改的。
然后是军人优待法及军属、烈属保障法，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在法律上确定了军人的地位、抚恤金的发放和对军人、烈士家属的照顾办法，使得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开始上升，法律颁发后极大的激励了民众参军的热情。
最后便是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首先是规定了小学义务教育，并确定了每年教育经费的比例及最低投入，并把当前的学校教育划分为了5+2+2，将原先的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合并成了五年制小学，然后将初级中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改为了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
这几条法令激发了委员会内部和社会舆论的大讨论，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数群众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也有不少声音持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倒也不是反对法令的本身，而是觉得这些法令现在推出的话还太早了些，以革命委员会当前靠着借债支出的财政，再颁发这些需要大量花钱的法令，也许会让革命委员会破产。
党内的反对声音以宋云桐为主，他主张应当分阶段实行这些法令，集中实施不仅会让下面做事的同志忙的焦头烂额，也会对革命委员会的财政造成极大的压力。与其到时难以为继的时候中止，倒不如放缓脚步等待经济发展到能够支持这些法令实施的时候再说。
社会上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外国的资本家和本国的企业主，虽然在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比如英国、德国都开始用社会福利制度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但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基本是在英国和德国也没有完全落实下去，更不必提其他资本主义国度了。比如美国虽然工资高于欧洲，但是社会福利方面却没有任何的法律保障。
这些资本家连本国的工人阶级都不愿意提供福利保障，更不必说要给中国的无产阶级提供福利保障了。至于中国的企业主，他们连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都弄不明白，更不用说什么社会福利制度了。对于他们来说，既然已经给了工钱，那就没有理由再给一份福利。
再加上眼下革命委员会又和日本爆发了冲突，和协约国之间闹的也不愉快，因此国内外的资本家们都觉得革命委员会难以离开他们，于是他们对于这些优待工人阶级的法令抵制的不可谓不强烈了。而委员会内部，甚至是党内的一些同志，也有些畏惧于这股来势汹汹的力量，不免就向吴川提出暂时避让的策略了。
吴川并不认为这些资本家的反对是坚决一致的，随着一战的开启，两大工业集团的拼杀很快就会让世界尝试到什么叫做商品短缺。所以，很快谁掌握了生产能力谁就掌握了财富之源，那些资本家再怎么反对也不可能和金钱过不去，他们迟早是要向工人阶级投降的。
但是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等到战争结束各交战国的工业能力恢复生产，再让这些资本家把到了嘴里的利润吐出来，那才是不可能的事。当然，想要让资本家们低头，光凭借金钱利益的引诱也是不够的，革命委员会还必须在战场上证明自己，让他们知道动用武力是无法奈何革命委员会的，他们才会用正常的头脑去理智的思考。
所以对于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吴川只是置之不理，等到着战场上传来一个足以改变时局的胜利，再继续推动这些法令获得委员会的认可。
不过9月5日这一天，他又多了一个新的麻烦。负责教科书编撰、审核的教育学会成员章太炎、赵必振，两人就小学、中学教科书的编撰一事争执不下，最终跑到了他这里要求他做出一个裁定。
吴川请两人坐下喝了一杯茶，这才让两人心平气和了下来，就教科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吴川听了几句，算是明白为什么会争吵不小了。
章太炎是觉得赵必振学问不足，只会往教科书内塞革命理论进去，完全不顾及学生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党内翻译马列著作的主要译者，赵必振则觉得章太炎架子太大，身上旧文人的习气太重，对于革命理论又一无所知，完全不明白编撰、审核中小学教科书的政治意义。
吴川听了几句之后，就对赵必振批评道：“太炎先生的话还是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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