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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站在总统府的会客厅内，足足训斥了假想中的吴川半个多钟头，这可让替吴川受训的北洋诸人一脸的莫名其妙，不知为何大总统今天会发这么大的火，只是他们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触袁的眉头，只能一脸肃穆的低头倾听着。
看着这些部下们的表现，袁世凯大感失望。他原本以为自己在他们面前表现的对吴川如此不满，总会有这么一两个人跳出来，为他分忧一二的。虽然他也知道，眼下北洋各军对上东北的革命军最多也就是防御一下，想要主动去进攻关外的革命军，确实是力有未逮。
但是：主辱而臣死。他虽然不指望这里有人能够站出来，替他讨平了关外，但至少也该站出一两个人来表现一下忠心吧？
看到袁世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段祺瑞终于站出来向他说道：“东北的革命军器械精良，眼下又得了大笔的借款，我北洋将士虽然勇健，但也不能以血肉之躯抵挡革命军的炮弹啊。
大总统，我看咱们还是别理会这革命委员会的乱吠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借款、扩军、削平南方之民党，统一了南北各省再以全国之力去压制关外一隅，则大事可成。”
袁世凯沉默半响之后，终于有气无力的向众人挥手道：“罢了，罢了，就先让这小子得意几日，我倒要看看他能得意到几时…”
另一边，孙中山离京之后便受山西都督府邀请去了太原，但很快就返回了河北。9月24日抵达唐山，在视察了唐山铁路学校之后，又前往了山海关一游。在抵达山海关后，孙中山突然让人发电报给吴川，表示自己想要前往沈阳与之会晤一面。
但是吴川的回电却是不冷不热，他表示自己无暇南下沈阳，若是孙博士想要同他见面，不如直接来哈尔滨一晤可也。孙中山犹豫了半个下午，终于下令专列掉头转向秦皇岛，打消了出关的念头。
吴川在电报上说的是真话，他现在确实是在忙着一件关乎于东北三省未来的大事，那就是币制改革。虽然在革命爆发占据了北满的时候，吴川就已经开始命令财政委员会整理北满地区的各种钱币，并开始改铸银元和铜元。
但是直到革命委员会初步建立起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供销体系，并从日本人手中拿回了南满铁路的管理权，革命委员会才正式决定推出东北三省的新币制。
吉林银价在光绪三十二年以后就一直上升，从前银一两合钱三千一二百文，外城四千左右。宣统初年，城内一两都要5千制钱出头了，之后官府大铸铜元才改变了这一银贵钱贱的局面。
虽然机器制作的铜元因为纹饰精美且难以仿造，因此比较受百姓欢迎。清末当十铜元开始铸造时，定价是100枚铜元换1银元。1905年以前，胶州铜元80枚兑换洋银一元，安庆是95枚，苏州88枚，杭州90枚，上海是92-95之间。
可是清末铸铜元是为了谋求余利，因此原本规定一两银兑铜元150个，但是官钱局兑给民间钱铺时一两银只给114-115个。而钱庄向小民收兑时同样要打折扣。这也就导致了铜元的价格虚高，铸铜元成为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
而铸造铜元的机器国内虽然不能制造，但是对于各省督抚来说还是能够轻松的从国外购买到的。于是广东、湖北等省就开始了大规模改铸铜元的行动，到辛亥革命前1银元就只能兑换110个铜元了。而革命之后，夺取了各省政权的军政府为了填补亏空，更是大铸铜元，于是铜元的价格就开始暴跌，1枚银元眼下都能兑一百三四十枚铜元了。
革命委员会虽然自己也铸铜元，不过主要还是把剩下的制钱融成铜材制作子弹和电线。虽然这一改铸行动同样利润丰厚，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关内铜元往关外开始流动时，革命委员会就发现如果不加以制定法律条文加以约束，东北就成为了关内不足额铜元的倾销市场了。而一个币制不够稳定的市场，对于正在大举建设的东北来说，完全就是一柄悬在脑门上的利剑。
于是在经过了三个月的讨论和研究，又获得了大量贷款的流入，有了足够本钱的革命委员会终于决定建立起一个半封闭的金融市场。为什么是半封闭，因为革命委员会还不能把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卢布驱逐出市场，因此只能在默认卢布在北满的存在下，建立起一个东三省内部流通的货币机制，对外则实施强制结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