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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求学阶段，他听完这位世界级著名文人的演讲后，却当即就毫不客气地与同学下了一个评语：此公学识了得，但说的都是不管用的屁话。
而这个评语，也恰好呼应了后来陈独秀发表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的那封公开信的立场。
其实，陈独秀的那封信还是很值得一读：“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很自然的，罗素在与其国内友人的通信中，就很恼火地也反过来对中国人开始了抨击，认为当下很多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人物，真正关心的不在哲学这个本身学术范畴，而是更在意或者更感兴趣他对中国的社会改造的建议上。
甚至，他在为迎接他而成立的北京罗素学说研究会上，他竟然公开讲道：“除了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
为此，罗素还很沮丧地写信给朋友抱怨说：“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的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
尽管如此，罗素的中国之行，还是引起了很多国人对他的高度关注。可以说，即将就要由宋美龄一手推动起来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罗素在中国的言行就是其中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
因为罗素是个男人，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男人，所以他也有着所有男人都有的一个共通嗜好——好美味，好美色。
他带给中国最直接的一个礼物，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女学生勃拉克，从英国伦敦开始到红色苏俄访问，再到落后的中国，两人就像一对缠绵的蝴蝶，一路双宿双眠，叫人好不羡煞。
对于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最有影响的两个受害者，一个，莫过于当时还在将学社跑腿、现在却是民国举足轻重的要人的蒋百里。一个，就是不幸做了罗素临时翻译的赵元任。在骤然掀起的大讨论中，“罗素式爱情”最终占了上风，很多知识青年纷纷效仿罗素的风格，婚外情和试婚，一时间甚嚣尘上。
但孟遥真正感兴趣的，却不是上面说的这些东西。他真正想看到的，是罗素在中国浑浑噩噩度过的那些日子中，不仅毫无建树，而且花天酒地。怎么一回到英国，却像一下子睡醒了一样，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写出这本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中国的问题》。
当然，准确地说，他找来这本书，并非是要找到什么答案。他只是在基地十万火急送来的军需补给品中，对随行送来的报告中的一句话，深深震撼了。
而且，写这个报告的人，居然在突击营名不见经传。
这就让孟遥一方面大受刺激，一方面又暗自大呼幸哉幸哉。因为这个人在报告中大声疾呼的那句胡，也正是他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好吧，这个人不管他现在是什么职务、军衔，必须马上提拔起来。
随着未来战事必将一个接一个，开土拓疆的事件也必将接踵而至，与各方势力的角逐和冲突，肯定会越来越多。倘若突击营整个先进武器的仿造和生产工作，还是目前的蜗牛状态，那么争霸的野心就不要奢谈了。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唯一可做的就剩下两个字可说了。是的，没错，教育，只有教育才能改变现状，厚积薄发。
不过，对于陆涛、傅晓冲他们争论的问题，孟遥却也没有放过半句。呵呵，貌似他现在好像可以一心二用，有了周伯通那样的神通。都说环境造人，这要是还在老15军的羽翼庇护下，他还按部就班地做着营长，然后再一步步地爬到团长、师长的位置，呵呵，估计头发白了才会长点这些本事吧。
“都说完了吗？如此一目了然的事情，还要争论不休。”
孟遥站起身，转头望着直属空降师带班副师长马力，波澜不惊地说道：“命令第一机步团和陆战大队三营，做好出发准备。奶奶的，美国佬想玩守岛把戏，这可不行。时刻待命，等伊尔从基地一回来，咱们马上给他们玩一次空降作战。”
说完，他不觉就是一声长叹。
看看吧，说着说着还是那个问题。假若教育跟上来了，各种现代化的学院各成一系，弹道导弹也能造了，大型伊尔运输机、预警机、加油机也能造了，有什么行动，他还用这样指着一架伊尔这么玩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