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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首先自然是大唐那一言难尽的天家伦情。终唐一世，并不是没有明君，也并不是没有贤能的太子，但在这皇位传递的过程中，却鲜有太子能够顺顺当当的继位。
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是他们李家人全都天生反骨，不走一遭玄武门便不是真好汉，主要还在于外部因素的干扰实在太多。
盛唐以前，太子这个储君可不是什么样子货，本身便有着一批自己的官属甚至是军队。而在君权至上的政治环境中，这样的存在对于皇权天生就有着极大的威胁，哪怕父子也不例外。
像李潼他爷爷高宗皇帝，哪怕是疾病缠身，都不放松对儿子们的管控约束，这也给他奶奶弄权提供了条件。
到了唐玄宗时期，虽然太子的地位与权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压缩，甚至于形同软禁，但这一根本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一俟有了摆脱父亲控制的机会，太子李亨即刻便拍屁股走人，与父亲分道扬镳，让玄宗荣升太上皇。
中唐以后，就连皇帝本身的权力都遭到了极大的制约，太子处境就要更悲惨，完全成为太监等政治势力奇货可居的目标与筹码。
李潼对此也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思路，包括后世看来比较稳妥的秘密立储，对他而言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他长子即是嫡子，只要不是嫡长继位，任何骚操作都难免引发政治上的动荡。
之所以并不急于立储，主要还是出于对儿子与其他家人们的保护。一旦李道奴正式成为太子，所面对的人事关系要更复杂，这远不是一个心智仍未成熟的少年能够处理好的。
而且就算李潼有关爱儿子的一面，但他身为一个皇帝，同样不容自身的权威被瓜分太多。如此要么就是与儿子颇有意见上的碰撞矛盾，要么就学唐玄宗，把儿子当猪一样软禁养起，限制其自由，不给任何权力。
想到这一点，李潼便有些开心不起来，希望这一天能够晚一点到来，起码给儿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以及从容快乐的少年成长时间。起码在李道奴十五岁之前，还没有初步形成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情况下，他不会考虑册立太子。
抛开这一点闲计，在同姚元崇与张仁愿这两名最重要的宰相达成意见统一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政事堂其他几名宰相，包括一些在朝三品要员，在之后几天时间里，也都陆续得到了圣人的召见，被告知事务相关。
众人对此态度虽然也有不同，但基本上还是能够求同存异，并没有强烈反对的情况发生。
在与朝中重臣们意见统一后，李潼便又开始进行相关的人事调整。
政事堂中，姚元崇与张仁愿都是作风强势之人，李潼在京的时候，可以压制着他们各司其职、彼此互不干涉。可李潼若是离京，单凭太皇太后、未必能压得住他们。
毕竟此一时彼一时，武周一朝武则天可以对宰相们手拿把抓，到了开元新朝则就很难。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也为了保证国中军政大计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行，李潼便将张仁愿任命为东都留守，着其前往洛阳，总督军机相关的人事钱粮调度，而以姚元崇留守京中。
这样的安排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如果京中真有什么险恶大事发生，李潼在陇右自是可以统率大军杀回，而张仁愿则就可以在洛阳召集中原人马，东西合击、消灭掉一切不稳定因素。
至于政事堂宰相们，刘幽求与王方庆确定跟随圣人一同赴陇，刘幽求负责协助圣人处理并传达军机命令，王方庆则以尚书左仆射处理各种传递行在的政务事宜。
除此之外，王孝杰也会跟随同行，当然并不是作为统兵大将，而是他眼下所担任的鸿胪卿与理蕃使，负责外交上的人事接洽。
至于留守京中，则就由岐王李守礼与燕国公黑齿常之为内外军事长官，统领京中禁卫人马，负责大内与京城的治安维护。
在朝中人事调整进行的同时，各种年节典礼也在如期举行，圣人与太皇太后频繁的现身于各个典礼场合之中。大多数朝臣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将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毕竟圣人对太皇太后孝情深刻也是人尽皆知，往年也常有这样的情景发生。
而朝臣们正式得知朝廷这一惊人的安排，则就是在安西大都护唐休璟入朝、并率西域诸邦国酋首入贺新年的典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