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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能意思也有些乱。说这么多的目的，还是要讨论这次的五年计划草案，我们首先要围绕什么标准去决策？
今天上午的会议，讨论的主要是教育议题，大家的争论很激烈，源头主要在于我。教育口徐娟委员的提案，我表示了坚决反对，很多人并不明白我的反应为何那么激烈。
非索港除农垦区外，各街区目前已设立了二十所学校，方案是小学衔接中学，学制都是五年，为将来全面落实十年制义务教奠定基础。
这个方案当初是柯老定的，没有搞集中的少数大型学校，而是根据人口分布和交通条件分散到各个社区。
这里的大多数人没有接送孩子的习惯与条件，那些年纪很小的孩子都是自己步行上学，不可能将学校建在离家太远的地方，否则等于让大多数孩子无法去上学。
徐娟委员的提案，是集中教育资源在发达社区打造三到五所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我是坚决反对的。
然后徐娟委员又说，就算小学不这么搞，将来中学也是要搞的，先集中资源打造几所重点中学，我同样不赞成。
在非索港市政的能力范围内，我们办了这二十所学校。这不是撒胡椒面，现有的资源只能办这么多，那就要每办一所都是合格的，而且在投入上、模式上是公平的。
假如我们搞资源倾斜再打造一所重点学校，与原先南部海滨的格饶丝学校有什么区别？
今天在座的董泽刚委员就是格饶丝学校毕业的，那所学校已经被改造成非索港南岸学校了，也是目前我们办的二十所学校之一。
要说区别肯定也是有的，格饶丝学校过去是民办的，如今的南岸学校是公办的。在座的不少人也是非索港的居民，那么都可以想办法将自家或亲朋好友的孩子安排进南岸学校了。
那样一来，不论监督再严格，权力总有寻租的渠道，就比如这个例子，因为在做上层设计时就留了寻租的渠道。
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公平的教育，包括自家的孩子，想让他获得的学校教育更好，那就去推动整个教育系统的进步，这就是我想说的公平。
老师和老师有差异，孩子和孩子也有差异，天赋各不相同，所谓公平并不是抹平这种差异，而是机会的公正。
在上午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到，教育投入的公平可以做到，但是师资力量的合理调配却很难做到。
比如使用统一的期末试卷，各个学校之间会有排名差异。差异不大就不必调整，假如差异太大，将某些明显不合格的老师派出去进修，然后再调派更优秀的老师接任。
这些都可以讨论，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
范达克委员现场弄了个算法模型，就是个不错的思路。不要调动那些教学成绩最优秀的老师，学生学得好反而导致老师被调走，这也不公平，取排名中位的调派。
我觉得这个模型可以继续完善一下，让算法更合理，标准也更明确。
范达克委员发言的时候，很多人也提出了质询，认为这么做太麻烦了，不仅增添了教育系统的工作量，也给一些老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便。
按他们的观点，在自然情况下，就算每所学校的起步标准是公平的，在发展中肯定也会形成差异，某些学校的优势会越积累越明显，人为的手段是很难去干涉的。
按这种思路，我们将来是不是必须要放弃大部分的人口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可是在座的诸位别忘了，在所谓自然情况下，整个几里国都是被这个世界放弃的，我们又要放弃谁？
还有的委员说，根据几里国现有的状况，先集中资源发展精英教育是最合理的选择，过去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过去的事实？它还证明了更多我立志推翻的东西！
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是最合理的选择，而是最简单的选择。
曾经的几里国公民教育彻底烂透了，但是一小撮精英阶层缺优质教育资源吗？他们从不缺少，哪怕是高等教育也可以去海外。
我们已经从泥潭中挣扎了出来，这么困难的事情都做到了，难道还要继续用躺在泥潭中思维方式吗？只做最简单的，不做更公平的？
我们先要明确宗旨，围绕这个宗旨制定方案、落实具体的项目，然后去分析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所以我以为范达克委员上午搞的算法模型，至少代表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假如师资力量需要平衡调派，会给相关教师带来生活和工作的不便，那就采取措施帮他们解决困难、给予足够的补助，这才是市政和教育部门该考虑的政策。
非索港不算农垦区，其实并不大，人口也只有五十多万，二十所学校离得也不远，这种平衡调派是可行的。个别情况下可能需要教师搬家，那么就制定相应补助政策。
还有人说几里国很大，大区域的调派是很难做到的，我也承认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制定政策时，先从能做到的方案开始，划定一个合理的区域范围。
制定具体政策的同志们，不要因为想反对这个政策，故意就制定不合理的实施方案。
比如根据我的提议，就搞全国范围的中小学师资平衡调派，那不可能做到，从而证明这项政策不合理，然后再推翻它所代表的公平原则。
搞跨邦区、大地域的中小学师资公平调配，目前是做不到的，只能划定合理的范围，比如非索港这二十所学校就是一个合理的区间。
非索港模式从来都被全国借鉴，所以这里的工作首先就要搞好。再次重申我的立场，我们在非索港不搞重点小学，也不搞重点中学！
但是不搞重点学校，并不代表我们不想把学校搞好，而是我们给教育工作定下的目标，怎么能在此基础上把教育搞好？
上午还有委员说了，这么做可能不利于发觉与培养那些真正有天赋的孩子？我认为这是在偷换概念！
你所说的天赋是什么，是更适合修炼养元术，还是更擅长解数学题？假如哪个孩子有这种天赋，难道你看不见他们的成绩吗、发现不了他们吗？
公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培养的是基本素质，教学大纲要求的学识水平、思维水平、社会与道德认知，完成了就是合格的，而有的人还可以特别优秀。
假如做不到公平，那么无数有天赋的孩子才会真正被埋没。
假如发现了孩子某一方面的天赋，首先就要正常地去培养，不要让它荒废，也不要揠苗助长，让他们在某一条成长路径上能走得更高更远。
教育部门包括学校可以想别的方式，从天赋角度去培养这些人的兴趣爱好，这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也是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另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能否定教育公平的原则，而是恰恰要建立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
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特别适合修炼养元术或者特别擅长解数学题，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但是有人如果说，有的孩子特别擅长打高尔夫，我想不属于今天的讨论范畴。
在座的都是几里国的高层领导，有些明显偷换概念的观点，我不希望在这个场合听到。
当然了，徐娟委员，这句话绝不是针对您的！我虽然反对您的某些意见，但也感谢和钦佩您的很多工作。您的一些思路是借鉴了东国模式，只是几里国并非东国。”
徐娟是雷云锦的儿媳，原先是东国汇英学校的接洽人，后来也进入了几里国教育部门工作，华真行对她还是很尊重的。
这时徐娟插了一句话：“我的思想多少是有些过时了，东国这几年也在搞教改呢，很多思路跟您刚才说的差不多，只是实施起来很难。”
华真行倒没有纠缠这个话题，又喝了口水道：“我代表养元谷还有一个提议，养元谷派到各个学校的养元术导师也遵循同样的原则，他们同时还兼顾校风校纪监督维护工作。
不要担心他们的能力，中级养元术导师至少也有四境修为，而且受养元谷和教育部门的监督，假如他们不称职或失职，养元谷也会进行撤换和处罚。
刚才是解释上午的争论，从我们的政策思路和投入原则上，不搞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长期中要注意各所学校的均衡发展，制定的措施都要围绕这个目标。
今天讨论的主要是教育议题，也包括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127计划’。‘127计划’其中的‘7’，就是建立七所职业技术学校，每个邦区都有一所，也是兼顾了上述的原则。
几里国不是东国那样的大国，但它也不算很小，如今有接近一千二百万人口。
我们不可能建成很多的高等院校，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把这十所学校建成、搞好。但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上，将来的发展思路，也要尽量遵循公平原则。
不论是看东国还是看整个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既然是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之一，也是后果之一。
高等院校，或者说高投入、高水平的高等院校，集中某些城市，客观上不断地虹吸周边地区的人才，包括生源所属家庭经营的产业、资金以及各种资源。
高材生回去建设家乡，这当然很好，值得鼓励。但现实的情况，假如某个地区缺乏高等教育资源，高素质的年轻人就会不断流失，其中大部分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中小学的义务教育，影响的是一种城市的各个街区，而高等教育，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各个邦区。
就像曾经的非索港，只有三个街区还算是所谓的高尚街区，难道其他二十多个街区的人都被开除出高尚的行列，或者说失去了高尚的可能吗？
这是历史造成的，也是资本推动的结果，同时还有国家层面的规划原因。我们要从一开始，注意尽量避免或减少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
几里国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也就不用解决历史遗留，可以在一张白纸上重新作画，那么就更需要从头开始做更合理的规划。
既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不可能建设太多的高等院校。那么在建设数量有限高等院校时，我要做到资源投入上的相对公平与均衡发展。
甚至没必要像东国大学那样搞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分，至少在几里国先不要搞这些，不按这个思路去搞，不要从一开始就划出人为的档次。
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127计划’本身不就分出了档次吗？一所综合大学，两所专科院校、分别是工程类与师范类，七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几里国的适龄生源，能考上大学当然是最好了，假如成绩差些，便争取考上职业技术学校，这的确是事实，但我讲的是另一个层面问题，以及怎么去实现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新建的三所大学，包括一所综合大学和两所专科学院，它们之间在创办时，就没有哪所大学是重点、非重点的区分，只有专业方向上的不同，学制都是五年。
另外七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我们在创建时也参照这个思路，先不要人为的区分它们之间的重点与非重点，至少在资源投入上应该是公平的，学制都是两年半。
每所学校、每个专业的入学考核，必须要公平，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考生愿意报那个学校、哪个专业，都是个人的选择，可以参照东国的高考志愿制度。
有人说我过于理想主义了、思想太激进了！但这正是几里国的现实，既然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才可以更好的开始，请问我们还能失去什么？
我在这方面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也并没有参照如今世界各国现有的模式，在座的诸位可以继续补充完善。
分小组讨论的时候，也有人指出我的想法不现实，并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热门学校的热门专业，报考的人数必定很多、录取的分数也必定很高，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差异，不是重点也会被人视为重点。
我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反问，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
我能想到三点原因，大家可以一起思考。其一就是这个国家特别需要或特别急缺某一方面人才，这就是我们的学科设置的问题了，是可以进行调整改善的。
其二就是某些专业的要求特别高，智商、技能、经验达不到一定的水平，便无法胜任具体的工作，这没什么好说的。
高等教育之后的继续进阶教育，本身就不是大众化的，就像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中级养元术导师，更别提高级养元术大师了。
就我观察到的第三个原因，却值得好好讨论。
比如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有些专业好像比另一些专业档次更高，或者说毕业后的社会地位更高，更确切的说赚得钱更多。
同样接受了十五年的教育，工作时同样的努力，为什么回报如此不同？比如说搞金融的，难道就比搞农业的更高尚吗？
当然不是！这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问题，是需要另行讨论的议题，也涉及到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思路。
以上说的是教育方面的议题，我讲的都是一些个人的观点。再看看这份五年计划草案纲要，接下来就是经济方面的议题了，我也有一些原则性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