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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建康,彭城公府,后庭,吴氏正和前来问安的大儿妇林氏交谈,另一个儿妇黄姈也在座。
吴氏随儿子李笠回京,自然就住在建康,正好长孙李昕一家也在建康,所以一家人又团聚了。
人年纪大了,就会愈发看重家人团圆,吴氏没想到在家乡之外,一大家人也能凑齐,心中高兴。
聊着聊着,吴氏说起建康的风土人情,因为李笠专门安排侍女担任“包打听”,给吴氏讲各地奇闻轶事来解闷,所以吴氏现在对建康颇有了解。
然后感慨起建康的粮价贵。
林氏回答:“都下户数有二十五六万,人多,本地粮食产量不够,要靠外运,这粮价当然就贵了。”
“如今又是开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哪怕是在鄱阳,粮价都比平日高,更何况建康。”
道理是这个道理,只是影响不到李家。
吴氏的儿孙都做了官,俸禄是粮食,只要不大手大脚挥霍,完全够府里的人(包括仆人)吃,不需要到市面上买。
所以粮价高低,其实对李家影响不大。
再说了,鄱阳的庄园有许多地,秋天收获的粮食存在库房里,随时可以运到建康,根本就不用在外面买。
但吴氏还是感慨连连:“粮价一直涨,寻常人家买粮,可就得多花许多钱,日子可不好过...”
“想当年,年景不好的时候,粮价飞涨,家里都买不起太多粮食,二郎和三郎就拼命在湖里打渔,我,还有你,就背着昕儿出去挖野菜...”
过惯了苦日子的吴氏,现在虽然锦衣玉食,还是无法忘记过去。
当年家里两对孤儿寡母守着几亩鱼塘过日子,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林氏听姑婆(婆婆)提起当年,也有些感慨,若不是小叔子出人头地,李家现在,恐怕依旧是彭蠡湖畔小渔村里的一户寻常人家。
黄姈在一旁听着,有些尴尬,默默听着吴氏、林氏回忆当年。
黄家是鄱阳城里的大户,黄姈虽然自幼女扮男装,是黄家的“庶子”,不受嫡母、嫡兄待见,但和娘也是衣食无忧,所以没经历过苦日子。
她嫁给李笠的时候,李家家境已经改善了许多,所以她和姑婆、嫂子并没有共患难的经历。
不过,这些年来黄姈“主内”,知道了许多事情,也知道民生疾苦。
所以明白如今建康城内粮价上涨,对于寻常百姓而言意味着什么。
奸商们在哄抬粮价,从去年得知李笠要回建康“监税”时就开始了,这些人持续、大量购入粮食,囤积起来,人为营造出缺粮的“事实”。
此举导致建康居民开始抢购粮食,而这些奸商却把更多运来建康的粮食买下、囤积起来,导致缺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不仅是建康的坐贾这么做,各地粮商、行商也在囤积粮食,把本来应该运到建康的粮食来了个中途“截留”。
于是,在这些行商、坐贾的大规模囤积行为之下,建康粮价快速上涨,连带着其他物价也跟着涨。
对于家境殷实的人家而言,这不算什么,但对于手头拮据的人家来说,物价飞快上涨可不是件好事。
建康城里,穷人占大多数,一旦物价过高,许多人面临的不是吃不吃得饱的问题,而是全家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
李笠在建康一直安排人手做“社会调查”,所以黄姈知道城内许多穷人每日的全家收入,也就三四十文。
除去开支,剩不下多少,若粮价大涨并引发其他物价上涨,穷人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如果是在乡下,穷人卖不起粮食,还可以到野外挖野菜、捕鱼,勉强支撑一下。
可建康城里的穷人,甚至连挖野菜、捕鱼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周边的山川河泽都是有主的,几乎没地方去挖野菜、捕鱼。
想到这里,黄姈心中恼怒:你们这**商,为了一己私利,不顾百姓死活,恶意哄抬粮价,通通都该杀!
气归气,而且气也没用。
黄姈知道这些奸商哄抬物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针对即将在建康实行的新税制(商税)。
只要要让新税制犯众怒,于是,改革税制一事就不了了之。
所以,本来平抑物价不归李笠管,但李笠脱不了干系。
李笠若真的在建康实行新税制,意味着平日里偷税、漏水、逃税乃至抗税的人们利益受损。
这些人之中,有行商坐贾,有官员,有权贵,有士族高门,有宗室王侯以及皇亲国戚。
无一例外,都从偷税、漏水、逃税中获取大量利益,甚至以此为生财之道。
大量物资、商品在这些人的运作下,一文钱商税都不用交,打着各种旗号,堂而皇之进出建康各关津,由此形成的“门路”,养活了不知多少蛀虫。
正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李笠要向这些人收税,就和这些人有了杀父之仇。
那么,这些人各有默契的联合起来,通过哄抬物价以激起民怨,迫使朝廷放弃改革税制,让李笠灰头土脸,其实已经是很客气的了。
然而粮价不能再这么涨下去,否则会出大事。
唯一的办法,就是建康官府开粮仓,以低价(相对而言)卖粮,缓和城内粮价上涨势头。
与此同时,朝廷得从外地调集大量粮食入建康,敞开了卖,以此平抑粮价。
即短时间内,向建康投入大量粮食,其数量远超奸商手头资金所能购买的数量,让对方无法买入、囤积粮食。
然后因为粮食大量涌入,粮价自然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
但是,此次发难的既有建康的坐贾,又有外地行商,朝廷急切之间,无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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