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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宏改革吏治的构想,其实在京城已经可以见到端详了。不过除了少数如李东阳这样极具远见,或者也可以用谨慎过度来形容的智者之外,并没有什么人意识到。
无论是正德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为,还是提高底层官吏的待遇,以及改善军户、匠户的社会地位,都被视为谢宏对士人阶层的打压和对其他阶层的拉拢,没人认为这是吏治改革的先兆。[]
其实,就算是最谨慎的李东阳,也时常觉得自己是在杞人忧天。如果说谢宏试图抹去儒家千年的荣光,进而恢复百家争鸣的行为算是狂悖和疯狂,那么取消所有为官者的特权,甚至将他们的地位降到比匠人、军人还低的程度,就只能说是逆天之举了。
华夏数千年,以士大夫为名的官僚阶层一直处于超然的社会地位,所谓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不过是这种超然地位的冰山一角罢了。
他们可以任意发表〖言〗论,却不因言而获罪;他们名下的田亩可以不缴税赋,并且可以以此进行土地兼并;他们还会搞官商勾结,打压民间商人的同时,自己却赚得钵满盆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至于欺男霸女却可以脱离于法律之外,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罪过了。
这种超然,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后世,不管打着什么样的名义,施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自始至终,官僚们都站在民众的对面,或者说站在头上更恰当一些,而双方也都对此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尽管发现了不少征兆,可还是没人真的认为谢宏会有这种打算,把士大夫彻底拉下马?且不说他将会遭遇到何等庞大的阻力,就算真的成功。莫非他认为凭借书院中的那些落魄文人,就能支撑起大明的运作不成?
和谢宏的认知相反,士大夫们无不认为,治国平天下的技术含量非常之高,高到了说出来都没人听得懂的地步,听都听不懂,还想做吗?
不过,也有人嗅到了改革的味道,并且紧紧的追随着谢宏的脚步。甚至对于新吏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认知,这个人就是严嵩。
能成为闻名后世的jiān相,严嵩的素质是很高的,这一点不单是体现在他处理事务的能力上,更在观察形势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来天津之前,唐伯虎就曾借着当时朝堂的形势,对他透lu了些变革的内容,然后才有了他这个天津主事兼登莱巡抚。
正常情况下,身处官场中的人,没人会喜欢这种变革。毕竟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影响,谁也不是圣人,当然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可严嵩却是毫无怨言的接受了这个差事,并且兢兢业业的在天津搞起了试点。
新吏治其实很简单,就是公事公办,定下规矩。然后明文公示于众,最后照章办事,不许推诿,用尽量少的人手,处理尽量多事情。
各种特权一并取消的同时,也有一个名为高薪养廉的举措。从太祖时代流传下来的薪俸制度委实不合理,靠薪俸生活的官员,活的那叫一个窘迫,导致更多的人都更倾向于使用特权。因此,新吏治中同时改变了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在改造着大明的官场。
京城龙蛇混杂,牵一发就会动全身,如果全面推行新制度,很可能会引起不可测的反应。不过在天津推行起来,却容易了很多。
原本关注天津的势力就不多。漕运虽然油水很多,可那些漕船后面站着的大人物也多,不是等闲人能碰的。
所以。虽然天津不像辽镇那样如同一张白纸,可相对于京城而言。这里却是个无主之地,可以任意发挥。
原本有可能成为障碍的兵备副使施槃。清军同知周文,早就在大沽口那一战之后认清了形势。二人每日里只是闭门不出,饮酒作诗得不亦乐乎,对外间的变化充耳不闻,往京城的发送的奏报甚至都会先给严嵩看过,这才送走,完全没有任何掣肘的举动。
而河运总兵袁杰更是转职成了一个包工头,整日里围着严嵩,鞍前马后的伺候得极为妥帖,是以天津的工作开展得极为顺利。
严嵩带来的随员不是书院的学生,就是明经科出身的吏员,基本上都是没有功名的。他们原本就没有特权,对于取消特权也没什么抵触,反倒对以绩效、补贴为名提高的薪俸很满意,尤其是那些吏员,第一次拿到从前数倍乃至十倍的薪俸时,不少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朱元璋定下的低薪政策,对那些世家出身的士人没什么影响,反倒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贪腐的理由。受害最深的,就是这些吏员了,他们会如此感动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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