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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蒋可以设法制造困难，迫其同意。GCD、八路军要反对，他可以说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加他们一个‘奸党’‘奸军’的帽子。”
就在这一年，阎锡山甚至还提出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等狂妄口号。他的“敌工团”、“突击队”、“精建会”等特务组织在山西新军内部的活动也日渐加强，暗杀、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并竭尽其分裂、限制、威胁、利诱之能事，直到制造武装叛变。
为了瓦解新军、控制新军和使新军变质，阎锡山采取了改编决死二纵队为独立二旅，改编四纵队为独立七旅和203旅，改编工卫旅为207旅的反动措施，使这些部队都免去带有抗日字样的番号。
但是最可怕的还是发生在1939年的十二月事变，当时阎锡山进一步和日寇勾结，公然密令旧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各派代表一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寇进行了谈判。以晋绥军实行反共当作交换条件，日寇答应将其侵占阎锡山集团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资财归还49％，将阎锡山各将领之住宅全部归还。日寇并答应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和新军。
阎锡山自认为一切已准备就绪，于是便公然撕下了两年来的抗日假面具，向新军、八路军发动了武装进攻。
陈长捷被任命为“讨叛军总司令”，旧军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十九军、三十三军、警备七十五师、新三旅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驻地——隰县的黄土、义泉、子坪及孝义的水头、召口、大麦郊一带进攻。
与此同时，日军也集中了临汾至平遥间的数千部队于韩信岭一带准备进行配合。
按照预置的圈套，12月1日，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决死二纵队发出了所谓“冬季攻势”的电令，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路的霍县至灵石段大举破击。按其“作战计划”，将二纵队部署于第一线，旧军作为预备队紧靠二纵队之后，企图这样与日寇前后夹击，一举而全歼二纵队。
据事后缴获晋绥军北路总指挥梁培璜给其部下二一七旅旅长的亲笔信中供称：“合围以后，要努力歼逆，断绝其粮秣。对于要紧的叛党（按指八路军干部）要死的不要活的，万一内部有叛党分子则消灭之，对外可报失踪。”
对于阎锡山的这一反动命令，二纵队当然不能执行，于是阎锡山通电全国宣称二纵队“叛国”，这便是“十二月事变”的开端。
12月5日，二纵队一旅长白英杰叛变，勾结旧军王靖国部袭击一九六旅旅部，将大部分政工人员逮捕，同时捣毁了永和县“牺盟会”办事处。
随后又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山西省隰县和山西省孝义县1带的新军攻击。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苦战突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阎锡山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了山西省隰县等6个县的民主政府和牺盟会干部以及八路军第115师伤病员1000余人。同时，阎锡山命令晋绥军赵承绶部进攻晋西北抗日决死队和第115师第358旅。
在晋东南，晋绥军孙楚部暗中勾结日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了1000余人。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县、浮山县和长治县等抗日政权被摧毁。
按照时间计算，这个时候阎老西应该已经开始准备搞事儿了，但是还没有到了撕破脸的地步。
再加上由于周卫国的出现，武汉会战结局发生了惊天逆转，直到现在武汉还掌控在国民政府手里，所以阎老西内心里应该不至于太悲观，所以这个人暂时还有救。
更重要的是，从晋绥军各部队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他们应该对于八路军尤其是晋绥察军区相当的忌惮，不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派心腹爱将杨爱源和傅作义来苏木山，这显然是为了搞事儿来探听周卫国所部的虚实了。
不过这对于周卫国所部以及整个八路军何尝又不是一个机会，这就好比的阅兵一样，偶尔秀一秀肌肉也没有坏处，比如我们哪位邻居，即便是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打压，依旧不服气，经常性的秀一秀小肌肉，今天搞出个“舞水端”，明天闹个潜射导弹，即便是不可一世的美国佬也得慎重对待这个对手。
因此只要这场戏演好了，阎锡山搞摩擦的念头想来也就弱了不少，甚至会直接放弃原来的打算，这对于国共双方都好，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也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