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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超的武艺对抗暴力的侵袭，也没有巨大的权势号令天下从此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的表达和反映在学问里的思想道理却能直击人心，并最终成为阅读者心灵和思维的指引。
智慧在生根之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陈寅恪的经历几乎可以用传奇来形容，因为他虽然是清华大学里没有文凭的“野路”学者，但他学识上的渊博和学术上的造诣却足够让人瞠目结舌。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的时候，曹校长曾经因为陈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而打算将他拒之门外。幸好梁启超赶紧阻拦，并建议曹云祥听陈寅恪讲一堂课才让这个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学术大师得以蜚声中外。
在梁启超的眼里，自己一生奋笔疾书的等身著作还不如陈寅恪的寥寥百字；大名鼎鼎的冯友兰也因为钦佩陈寅恪的才华而毕恭毕敬，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到他的课堂上当一名普通的学生。
1925年，在中国国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个提倡用新时代的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国学典故，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优秀国学人才学院除了是中国优秀学者留美的预备学校，更为国内外的国学大师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和切磋平台。
作为其中的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出身简直可以用“普通”二字来形容，因为他没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那张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证书，也没有梁启超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的先知声誉，更没有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创举。然而，正是这个在西方著名校园里游历了一圈后“空手而归”的普通人，却成了众人敬仰的文学泰斗。
当一个人的学问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时，思维的融会贯通和娴熟跳转依靠的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所以陈寅恪的经历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神童的故事。人们在感叹他知识渊博的同时，便不由自主地认为他的智力定然超乎常人。
但是，事实终究不会以人们的想象为转移。在父亲的眼里，陈寅恪同其他两位兄弟一样并没有天赋异禀，有的只是需要勤奋努力的背影。当仰视的目光回退到智慧生根之前、光芒四射的背后，一个秉承勤能补拙的、质朴的陈寅恪打破了人们关于天生神通的想象。
留洋十几年，陈寅恪从来不将自己束缚在一张学位证书里，更不会在院系课程或者毕业论文上投机取巧、避难就易。任何一个他居住学习过的学校所颁发的文凭都足以让无公职无出路的他衣食无忧，但和这些轻薄的纸张相比，为了读书而读书的陈寅恪带回来的却是世界上乃至人类文学史上最珍贵、最瑰丽的东西。
不论是书本的精神内核还是纸张的优美文字，无论是各国的历史过往还是现今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只要是触手可得的，陈寅恪都用他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将它们统统吸纳进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和其他人用硕士、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陈寅恪对“学到了什么”更加重视。
灯光下，他逐字咀嚼字里行间的内在含义，笔触划过纸张的瞬间，心与脑也在积累和思考中得到沉淀。在柏林苦读的时候，陈寅恪被同学们冠以“读书种子”的称号，这个用精力苦读、用心思巧读的年轻人如同一块沉溺在知识海洋里的海绵一般，本能地吮吸着身边的养分。
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陈寅恪为人父之际，仍旧可见他刻苦钻研的背影。女儿陈美延回忆起父亲陈寅恪时说，很多著作和工作陈寅恪都是在一个简易的箱子和一张小板凳的组合下完成的。简陋的环境经常使他汗流浃背，但是他从未因此而间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刻苦、什么是坚持，并且练就了她们严谨论断的习惯。
和别人出书时的奋笔疾书不同，陈寅恪的著作大多是平日里用功读书的笔记，每阅读一次，他都会将之前相关的知识积累重新翻出来比较，以此总结出两者的同性和差别。梁慧皎的《高僧传》他做了大量的批注，以小见大的隽雅文字在密密麻麻地挤满书本缝隙的同时，更将陈寅恪关于历史的独特见解一一记录下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那些横穿古今的思考和发人深省的质问又将他常读常新的滚动式思考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陈寅恪的性格开始从年少轻狂向成熟冷静转变，这种时光沉淀的厚重让他更具备了与深邃历史同行的资本。主观被客观所取代，偏执的眼光迈出了反向思考的步伐。对《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及《剑桥中古史》等几十本巨著的连贯阅读，让他重构了那个过往的世界；作为第一个通读德文版《资本论》的中国人，陈寅恪更懂得如何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探究中国的文学和历史。
乾嘉学者重视利用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资本，德国米勒诸学者更是强调利用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学问。陈寅恪在将前人的思维融会贯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基本材料进行刻苦的钻研，不论是去浮华、疾虚妄的作风，还是取信征实的方法，陈寅恪从来不因为工作的劳累而偷工减料，也不因为急于求成而放弃当下的苦读。从这个层面上讲，陈寅恪的博学与他每天固定时间的刻苦钻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勤奋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可以借鉴、流传的风气，父母的作用不是用各种手段去强迫孩子完成学业，而是应该启发孩子们去认识勤奋的意义，并且教会他们勤奋的方式，如此，比起整天给孩子们制订学习规划要有效得多。
和陈寅恪一起到过柏林的赵元任一直记得这个学术上的痴人喜欢在午饭时点一盘炒腰花下饭。在清华重逢时，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期间，他特意叫厨子做这道菜为好友接风，谁知直到这顿饭吃完，陈寅恪的筷子一次也没沾到这盘菜。赵元任很是诧异，陈寅恪却十分淡然。他告诉好友，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吃腰花，在柏林之所以天天点这道菜下饭是因为腰花是德国最便宜的食材，唯有如此，他才能省下钱来购买更多的书籍查阅、研究。
一句话说完，赵元任和妻子的眼眶湿润了，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对一道家常菜前后矛盾的态度变化，但从这件小事上，赵元任却看到了陈寅恪生活的清苦和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与认真探索。
这不是陈寅恪贫困潦倒时被逼无奈的清高，更不是他在他人面前作秀的表演，这种将学术研究融入自己生命的执拗早已融化在陈寅恪的生命里，即便是功成名就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初的谨慎和刻苦，哪怕是给初出茅庐的学生们讲课，他也未曾因为听课者的浅薄而有所怠慢。
学生们惊讶于陈寅恪的博学，对他课堂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有深厚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便讲完一节课的“活字典”，却在备课室认真到了极致。
每个学期开始，陈寅恪都会向助手说明这一个学期他要讲的内容，然后将相关的书籍拿出来交与助手，并在助手的朗读中将重要的问题和思考一一记录下来。
《资治通鉴》《通典》《会要》《六典》《唐书》，陈年的文献、简洁的文字，看起来都晦涩难懂，陈寅恪却只需要聆听便能知道其中的深意。回顾陈寅恪备课的过程，一切就像行云流水一般，而陈寅恪仿佛一个徜徉其中的游人，随处站定都能说出一两句名言，导出三两点心得，甚至连不同版本的史籍之间的差异，他都能快速地指出来。
待助理读完课本，陈寅恪将先前的心得重新整理一番，看似随口说出的话语稍加记录便成为讲课的教案或是详细的提纲。
“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曾经的助理王永兴一句简单的回忆道出了陈寅恪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和品行。虽然民国时候，华北学术界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间互相排挤，但是无论出身哪个派系的学者都不敢对陈寅恪有任何非议，因为这个用信念坚持做有品质、有尊严的学问的人，实在堪称学术界的传奇。
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对人性和品质的洗礼和教诲。装束一成不变的陈寅恪看上去像个古板拘谨的老学究，但课程的精彩纷呈和新鲜震撼的理解却让他成为最与时俱进的国学标杆。更可贵的是，陈寅恪通过他神圣的职业将他身上关于学问和人生的探究突破了家族传承的限制，成了一种广受学生尊重和崇尚的品行。
在国学大师吴宓看来，陈寅恪讲课内容的珍贵如“字字如精金美玉”，而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则用“细入毫发，如剥蕉叶”的形容将陈寅恪讲课的风格做了形象的刻画。
虽然只是旁听，但那堂关于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却足够让吴宓、季羡林和其他学生牢记终生。没有武断的评论，没有夸大的言辞，不刻意歪曲过往的历史，不对环环相扣的情节断章取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到达彼岸豁然开朗之时，关于佛学前所未有的新见解便这样深深地镌刻在了堂下学生们的心里。而陈寅恪学风的端正、学习的刻苦和对学术的认真也在不经意间成为感染莘莘学子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和墨守成规的老师不同，陈寅恪从来不会将课堂变成形而上的场所。上课是否点名，平素是否做小考测验，大考的考试范围限定在哪些章节，这些问题陈寅恪从来都不去考虑。对他来讲，一问一答的笔试，或是为了应付任务而书写的论文，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做法，因为对所学之物融会贯通，并提出独特心得的做法才是学以致用的最终印证。而这样的观点，正是他多年来治学研究后的经验总结。
作为教授，陈寅恪的知识水平是无人能及的，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刻苦攻读的习惯。数不清陈寅恪通读南北朝史、唐史和明清史的文献到底多少遍了，但即便双目失明的晚年，他仍然在助理的阅读中不停地重温这些烂熟于心的文字。无怪乎他每次的课程都能找出不同的侧重点，无怪乎每次的内容都能做到不重复。陈寅恪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研究态度让他的思想和观念在保持常新的同时，也给国学和历史提供了更多的惊喜和可能。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因为疾病的折磨而双目失明，在他自己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的书斋里面，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建议体弱多病的他暂时不要开课，但陈寅恪却回答道：“每个月学校给我的薪水不少，我光拿钱不干活那怎么能行？再说我是教书匠，若不教书怎么配得上教书匠的称谓呢？”
陈寅恪的幽默是公认的，但这一句自我打趣却并没能换来雷海宗的笑声。在陈寅恪看不到的地方，这位清华大学堂堂历史系主任因为他难得的平和与认真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时过境迁，当我们重新品味这位国学泰斗的求学过程和教学理念的时候，那些久违的品质与精神成为今天这个时代里理应被呼吁的学术道德。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虽然停留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刻，但那种关于学习和学术的态度却时刻不停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新月异的生活节奏让那些需要不断重复的单调工作变得呆板、落后，但不论面对博大而宏伟的国学世界，还是深不见底的学术研究，愚公移山式的刻苦和钻研仍旧是成就辉煌的唯一途径。
或许，你可以将别人的文字改头换面后拼凑到一起做出属于自己言论的假象，也可以在别人提出的观点里署上自己的姓名，但如此快餐式的成果却经不起时间和人格的推敲和考究。而这，正是在如今这个时代重读陈寅恪的价值所在。
盛名背后的点滴
每个时代，似乎都需要浪漫做点缀，即便是“烽火连三月”的民国时代，关于风云人物的爱情故事也能成为众人的谈资。徐志摩、林徽因，鲁迅、许广平，这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是一段段或刻骨铭心、或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
作为民国时代最具盛名的家族之一，陈家的少爷们如何完成自己的怦然心动自然也为人们所猜想，即便才子配佳人的故事只在戏台上演出，人们还是固执地希望能在现实中找到实现的可能。
可惜，陈家的三代男丁让好奇的人们彻底失望了。且不说陈宝箴、陈三立这两个旧王朝的人物，即便是陈衡恪、陈隆恪和陈寅恪三兄弟也没有一人传出关于爱情的风月无边，或是情窦初开的浪漫故事。
传统的婚姻模式下，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陈衡恪、陈隆恪兄弟俩分别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固定模式下找到了自己相伴终身的伴侣。陈寅恪虽然长期留学海外，但最后也一样在波澜不惊的相亲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妻子——唐筼。
在英国时，陈寅恪与吴宓、徐志摩等人曾经就爱情做过专题讨论。和热情洋溢的徐志摩相比，陈寅恪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情白痴”，因为除了包办婚姻，陈寅恪对自由恋爱简直一窍不通。然而，世事难料，当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徐志摩在感情的旋涡里痛苦不堪的时候，看似木讷的“书呆子”陈寅恪却在那场完全寄托于传统媒介的婚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迟来的幸福。
尽管陈氏家族的男丁们都是遵循传统模式开启自己的婚姻生活的，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拥有了温暖而持久的婚姻。也许是父辈们对婚姻的恪守、对家庭的极力维护让孩子们知道了家庭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依旧认为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孩子成长的关键。
1926年，游历各国潜心求学的陈寅恪回到清华任教，三十六岁尚未婚配的他让父亲陈三立既尴尬又着急。在二十岁便弱冠的时代里，儿子的“高龄”未婚的确罕见，陈三立见陈寅恪仍然像个没事人一样好不着急，心中的气愤一下就上来了。为了儿子能早日成家，陈三立向他下了“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的最后通牒，陈寅恪见父亲决心如此之大，只好请求老人家宽限些时日。
缘分向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有时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却发现那人只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陈寅恪来说，父亲能息怒已是极大的幸事，但如何才能真正找到一个相伴终身的人却实在难为他。为了躲避婚姻这档子事，陈寅恪索性搬到好友赵元任家中居住，但时间太长影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陈寅恪也过意不去。无奈，毫无爱情经验的他只能听从好友们的建议，开始考虑婚姻大事。
有一天，陈寅恪在好友、体育教师郝更生家中做客，郝更生无意中说起自己女友的义姐画了一幅极妙的画作，但上面写的“南注生”三个字却甚是怪异。陈寅恪听到好友的描述，心中一下对这个作画之人充满了憧憬和敬仰。他向好友解释道，“南注生”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称，能以此名落款的女子定然是唐景崧的孙女。
一句话让郝更生茅塞顿开，他对作画的女子感到钦佩，更为陈寅恪的渊博所折服。在他发出啧啧赞叹的时候，陈寅恪提出了自己想要见一见这个女子的请求。郝更生觉得这或许是解决陈寅恪终身大事的机会，便当即应下了陈寅恪的请求，并安排二人在中央公园见面。
那是一个风清日朗的下午，陈寅恪见到唐筼的那一刻并没有多少浪漫情调可言。交谈中，关于个人生活的询问多是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甚至连陈寅恪走路为何会微跛的解释也成了谈话的内容。没有牵手的浪漫，没有娇羞欲滴的躲藏，但陈寅恪却感觉到眼前的唐筼便是自己等了那么多年的人。
对文学的共同理解让二人无话不说，对人生的未来规划也让他们看到了一同前进的可能。就这样，两年后，陈寅恪挽着唐筼的手一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作为名门之后，唐筼并没有想象中的娇气，这一点或许和她的家族延续了祖父的坚强品性有关。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房小姐不同，唐筼读书识字后选择的深造专业竟然是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如果说体育精神造就了唐筼的坚强多少有些牵强，但这种轻易不言败的职业习惯却的确为她与陈寅恪今后的苦难生活带来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女儿出生后，唐筼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身体状况一落千丈；丈夫虽然顶着“中国文化托命人”的光环，却壮年盲目，暮年膑足。和林徽因一样，唐筼在学术上的聪颖和才华并不逊色，若要让她在在自己的领域里闯出一番天地，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文人的家庭生活里，唐筼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好妻子。且不说她跟着丈夫颠沛流离、受尽波折，最令人赞叹的，是她将全部的智慧和心神都用在这个苦难重重的家庭上，对此，她毫无怨言。在很多人眼中，陈寅恪是光芒四射的国学泰斗，他的个人生活和他的学术成就比起来，都是黯淡无光、不足挂齿的。但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是，陈寅恪的成就背后，唐筼是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
在家风的传承中，妻子、母亲的角色往往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她们不仅关乎到一个家庭的完整、温馨与否，很多时候还是下一代的启蒙老师，她们的喜好、品行很多时候都会直接作用在孩子们刚刚萌发的心智上，影响深远。
作为生活伴侣，唐筼照顾着陈寅恪的残病之身；作为工作上的助手，唐筼帮助陈寅恪整理了相关的学术专著；而作为思想上的知音，唐筼更是用自己的情怀和心灵，帮助丈夫走出情绪的低潮，解开思维的死结。
1951年，高血压让陈寅恪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心感悲凉的他写下“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的诗句。唐筼见丈夫如此伤怀，便在其后附上“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的诗句为他排解忧愁。
见丈夫写下“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的诗句发牢骚，唐筼用“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的平和为他化解；见丈夫因为怀念燕都旧居而写道“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唐筼用“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的诗句安慰。
在女儿的记忆里，陈寅恪和唐筼并没有多少恩爱浪漫的画面，但所有人都对他们的相知相伴心知肚明。
有一次，陈寅恪的助手忽然离开，陈寅恪还未来得及找新的助手，唐筼便主动请缨，为陈寅恪整理书籍、著作，以此保证他能顺利开课。到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之外的旧文编纂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著作，并撰写了八十五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如此艰巨的任务中，唐筼的付出也为众人所钦佩、赞誉。
作为许广平的老师，唐筼自然没有五四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激进，但跨越两个朝代的人生经验，却让她天生有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而这，恰好与她内在的、来自传统道义的贤惠相得益彰，并最终成就了陈寅恪背后优秀妻子的传奇。
在男人三妻四妾还被允许的年代里，一夫一妻且牢牢记住结婚纪念日的男人并不多见。民国十大情侣中，胡适的“惧内”被赞许为疼爱妻子的具体表现，相比之下，陈寅恪虽然没有多少好玩、有趣的故事，但每逢结婚纪念日便题诗一首的习惯却是他钟爱妻子的用心之处。
1928年，刚刚进入婚姻生活的大才子陈寅恪为妻子写下了第一首诗：“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果剩一支无用笔，饱濡铅泪忆桑田。”1951年，已然成家二十四年的陈寅恪又一次提笔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文吴之事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
历史的烟尘里，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对归隐成仙的美好充满了向往，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状态在坎坷的现实面前引发的是人们的失望和无奈。陈寅恪的真实生活并不算顺畅，但妻子的存在却让他的内心有了一种难得的安宁和祥和。
人需要慰藉，来自亲人的陪伴和抚慰是艰难困境下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依靠。对陈寅恪来说，被生活逼到角落，甚至生无可恋的时候，唐筼是他生活下去的指望和勇气。无怪乎陈寅恪对女儿们的教诲里，对母亲的充分尊重这一条“规定”远远优先于尊重自己，因为唐筼就是这样一个令陈寅恪佩服、喜爱，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他被别人欺凌的完美妻子。
1967年，陈寅恪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这位中国国学研究史上璀璨的明星终究不敌生命的脆弱而陨落、流逝。那些厚重的书籍还在湖南的房间里存放着，送走丈夫的唐筼独自一人坐在书堆里发呆。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逝去，唐筼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那种熟悉的气味还在空气中蔓延，熟悉的面孔却再也见不到的痛楚如啮咬的蚁虫在唐筼的伤口上越钻越深。
世俗的眼光里，照顾一个病恹恹的丈夫是女人最大的悲哀，但唐筼却并不这样认为。对她来说，陈寅恪不但是自己的丈夫，更是难得的知己，是仰望的偶像。1955年，结婚二十八年的陈寅恪在诗中写道：“同梦匆匆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见丈夫发出如此的感慨，便和着原来的韵律，写下了“甘苦年年庆此秋，也不惆怅更无愁”，以此将自己对丈夫深深的爱意婉转地表达了出来。
唐筼是渺小的，因为她没有惊世骇俗的学问，也没有著作等身的成就，但唐筼也是伟大的，因为在陈寅恪耀眼的光芒里，她从来不去争名夺利，只默默地在光芒照射不到的黑暗角落里支撑着陈寅恪走完人生之路。
陈寅恪的父亲给予了他生命的同时，将陈氏血脉中追求独立自由、坚守等品性烙印在他的灵魂里；而唐筼则在帮助陈寅恪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并且将其延续下去的问题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有时候是自私的，它只会记住那些影响重大的时间和璀璨夺目的盛名；但历史也是博大的，因为它会留给光环背后那些默默无闻之人一个简单的记录，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也能让这样一个人在口口相传中得到永生。
盛名背后的点滴，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但当这些和普通人一样的辛酸点滴重新被讲述出来时，故事里关于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便化成了那杯苦涩浓茶最醇香、最惊艳的回甘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