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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
韩婷这几句话，着实是说得鞭辟入里，不愧是当年外交学院出来的老师，简直洞若观火。
80年代中期开始，规划香江需要新机场，这个决策本身并没有问题，需要填一部分海，也没问题。但关键是对环保、丁权、等等各方利益的保护程度是否合理、是否吹毛求疵。
有点工程意识的人相信都能理解，比如你搞一个项目，如果对环保的要求是95%，可能是一个价钱，如果提高到98%，可能成本直接就翻一倍了，你要追求100%，那说不定还要再翻倍。
同理，要是一个国家对每年车祸死人的容忍度，从国民人口的万分之一，压低到“一个都不许死”，那肯定会导致社会交通陷入瘫痪、整个经济都不行。
这并不是说命可以计价交易，只是具体实践领域的人都要接受现实，不能只唱高调。
而布列塔尼亚人显然是动了“反正十几年后的财政钱也跟我没关系了，所以走之前吃干抹净突击花光。不但要把现钱花光，还要借一大笔基础开发债券，然后把赤字亏空留给接手的人还”的心思。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然什么都能吹毛求疵，把成本做到最贵，完全不讲效益。同时高调唱过之后，其他人想讲效益也会变得困难，容易被不做事的键盘侠喷子对比指摘。
顾骜知道韩婷说的都是真的，不过他的态度依然乐观：“你说的我何尝不知道，但问题也没那么严重——至少比我曾经设想过的，布列塔尼亚人可能做的坏事，已经封堵了七八成了，剩下的都是小问题，想办法总能解决的。”
顾骜之所以乐观，显然是因为他知道，如今这个局势，已经比平行时空好太多了——
两年前，他把米娜安插到部里的国际关系研究室时，那一系列风控评估的绝密内参，终究是发挥了作用的，也在双边的备忘录中，提前堵漏了好几个点，让布列塔尼亚人使诈的操作空间小了很多。
顾骜现在，至少可以不用怎么考虑“突然比前些年扩张的丁权”问题，也就可以少花大量精力在处理香江钉子户上。开发项目征地的难度，依然是跟70乃至60年代持平的，没有上升。
唯一需要解决的，无非是一些假托环保借口、实则拒绝一切开发的组织和势力，不过这些势力也比历史同期要弱一些、他们能仗恃的借口也少了几条。
具体不好多说，反正都是顾骜当初假借米娜之手、通过国际关系研究室的渠道封堵掉的。
所以，略掉不便描述的细节、单说结论的话，那就是历史上90年代乃至新世纪，香江人拖延了二十年都没法完成的开发进程推进，到了顾骜手上，未必没有机会。
韩婷听顾骜略微分析了一波，也大致认识到主要矛盾点在哪儿了，意识到“至少已经堵掉了更多恶化的可能性”，重新鼓起了几分信心。
韩婷便继续追问：“那么，我们这么直说吧，你如果把张仲谋拉来，未来的半导体产业园区、配套，你准备放在哪儿？或者说，你指望当局和本地大亨们配合你，开发哪一块区片？”
“这事儿车上说不清楚，一会儿回屋我拿地图给你说。”顾骜解释道。
韩婷便不再纠缠，只是静静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街景。二十分钟后，车子到了山顶白加道的顾园。
韩婷也不推让，就当是自己家一样大咧咧当先推门进去，很熟门熟路地从顾骜书房里抽出一张比例非常详尽的香江地图，摊开在书桌上，准备深入讨论。
香江这地方，其实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高城市化程度，真要是抹平一些阻碍，可以开发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如前所述，哪怕到2010年代，这里的城市化占地也才30%，而80年代更是只有25%。还有75%都是农村、以及完全未开发的山林、湿地。
同时，这些农村和山林、湿地也不是说政策上就完全不允许开发，过去20多年里，布列塔尼亚人就主持了好几波新的市镇的开发。
大致上的进度是这样的：首先，在50年代以前，香江完全没必要开发新界。因为二战前远东的金融中心和传媒中心是沪江，香江完全没有优势。是日军入侵后，大量沪江资本和人才南下涌入，香江才初步发展起来的，后来北方战乱持续更久，那些沪江资本也就留下来了。
整个50年代，香江无非是战后重建、休养生息，人口膨胀的问题并没有到要超出港/九搞新卫星城的程度。布列塔尼亚人“专制”规划的扩张，是60年代开始的，而且一直“专”得很有效率、效果也不错，从来不跟当地人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