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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先从“衣”谈起。十一分区的那位秀才曾经记在日记里是这样说的。
“我们报到的第一天就发给每人一身棉军衣，一双布鞋。接过棉衣一看，衣料是近乎黑色的厚墩墩的老粗布，不用说这是农家妇女们织布机上的产品，又经过草木灰、石榴皮等染成的。布鞋是从未见过的‘踢死牛’的大山鞋，底子总有一指多厚，帮子也是用密针纳过的。掂一掂总有一两斤重。这是山地的妇女，为了她们的丈夫、儿子上山打柴，攀越高山峻岭而特制的，如今也给了子弟兵了。换上里表三新的棉衣，登上老山鞋，在石头路上走了几步，冈冈地响。天暖之后，他们刚刚换了夏装，穿的是黄槐花染成的粗布军衣；这种军衣说是绿又带着一点鹅黄，显得十分漂亮。”
这位秀才说的这只是平汉路以西山区八路军的军装，冀中八路军穿的就不是这个颜色。
“瓦灰色军服，佩戴着‘八路’臂章的军人，就知道冀中部队住在这里。而冀西部队则穿的是草绿色的军装，这一点显著不同。”
你看到老照片上，八路军的军装个个显大，上衣的下摆快要到膝盖了，为什么？我最初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领合身的军装，非要领大自己身材几号的，是没有合身的军装吗？
后来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
自家织的土布，负重不行。但可以当擦脸手巾（抗战八年，八路军一直是用土布、而不是毛巾来擦脸的）。土布缝制的军衣，初穿在身上很合身，但用不多久。尤其水洗之后，便开始“变长”，往下坠。而最上面的肩膀部分又开始变得单薄易破，所以常看到八路军的军装全身完好。但肩膀处打了厚厚的补丁，就是这个道理。
再谈“食”，吃的是什么呢？
从1942年起，一分区八路军到了最艰难困苦的地步。别看十一分区比其他军区要强一些，粮食储备搞得不错，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那位秀才也记下了
“按照上级规定，前方战斗部队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为一斤半，后方机关为一斤二两；为了救济地方的灾民，部队每人还要节省一两半或二两（注：机关干部每天捐二两。战斗部队每天捐一两）；这样就只剩下差不多一斤了。如果肉食、蔬菜充足。肚子里还有油水。一斤粮也是可以的；而此时肚子早已被刮得空空的，一斤粮要做出三顿饭就难办了。所以有的部队机关就改为每日两餐。而战斗部队任务重，活动多。自然不行。只能是一稀两干。这样，按老秤十六两一斤。早晨六两，其余两顿均为半斤、半斤米煮出饭来，也就平平的两小瓷碗。部队的每个成员都很自觉，盛饭时只平平地盛上两碗，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一份。如果有哪一位偷偷地多盛上一点儿，或者用勺子摁上一摁，那别人就要吃亏了。即使把这两平碗饭全都吃到肚里，又能顶几时呢？一般说，离开饭还有一两个钟头，就渐渐顶不住了。不是你的肚子咕咕地响，就是他的肚子咕咕地叫，全都提抗议啦。这就是那个苦战年代的真实情景。”
那时，写诗的红杨树-秀才的笔名发表了一首诗，题名《春天，苦战的阵地》，其中有句云：
春天，春天的菜盆，
筷子在久久地彷徨。
春天，春天的知识分子，
梦里会餐咬伤了自己的臂膀。
诗句晓畅，简直通俗得不能再通俗了。尤其前两句，几乎用不着解释。因为凡是有那段经历的人都知道，每逢开饭，端上一大盆菜汤，上面只漂浮着几片菜叶；如果谁的手稍快一点儿获取了先机之利，剩下的星星点点的菜屑，也就难以打捞捕捉了。可是后两句就不免叫人费解。有人就问及红杨树：怎么叫“梦里会餐咬伤了自己的臂膀”呢？红杨树莞尔一笑，坦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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