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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好了，穿得暖了，机关干部也多了，在很长时间里，洪梅和老冯他们都纳闷呢，原先那个开会就爱打瞌睡，一听报告就头疼的杨棒子，变了！大变样！42年的漫长的冬季里，在十一分区，杨棒子的爱开会和爱说话，真是有了名的啦！
十一分区这段时间里的许多会议，不管几百人的大会还是几个人的小会，杨棒子经常是既当会议的召集人，又当会议的主持人，当然还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众所周知，每一次会议的末了，最后那个做总结的人还会是他。
战争年代，根据地老百姓传言：共产党会多。这是有了名的。十一分区开大会，不管是军人大会还是军民大会，会场上总是乱糟糟的。战争年代，大家平时不常见面，分散在各个部队，好不容易见面一次，还不要抓住机会好好问问谁不在了？谁又为什么没来？
十一分区机关驻扎在川口镇的时候，每逢开军民大会，会后照例的传统就是由分区的剧社上台演出，都是些宣传抗日的，军民团结的话剧啊，演唱啊，快板啊啥的，冬日漫长，一般都是四五个节目一个多小时。
所以每逢召开军民大会，川口镇周边的村庄，哪怕几里、十来里地远，老百姓都要成群结伙赶到这来来参加大会。当年，那些深夜中无数灯笼（照明用的火绳）从四面八方向川口镇汇集的场景，令许多十一分区老兵终生难忘。
会场上，老爷们比较矜持。坐在会场的周围，叼着呛人的旱烟袋不张口；而老娘们都比较开放，挤坐在会场的最中央。那些手拿着鞋底子参加大会的农村妇女们，更是一边干着手中的活、一边叽叽喳喳没有个完。但只要杨棒子一站起来。准备说话，大家都立即闭嘴，静听杨司令讲话。
只要杨司令开口讲话，不是高瞻远瞩，就是引经据典，俏皮话里还夹杂着从洪梅和老冯、高政委那现学来的学问。干部、战士、老百姓都很爱听。很长时间里，无论干部战士还有老乡们，相互说话都不由自主引用着杨司令的“语录”。
除了爱开会爱讲话，杨棒子还添了一个毛病。平时，没有鬼子扫荡，又没有仗可打的时候，杨成武喜欢在分区各科室乱串，找人聊天。他去得最多的，当然是宣传科。用杨棒子自己的话说：宣传科的秀才多，在秀才堆里混混。也能使自己沾上不少的书卷气。而爱去队训科串门可就是打着小算盘的。
42年组建各科室的时候，当十一分区各科室普遍还是红军干部当科长的时候，只有两个科是抗战干部当科长。一个是宣传科，前后的几任科长都是抗战干部，几乎全部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学生。另一个科就是训练科，科长是那个国军上尉。从设立到最后撤消这个科室，始终只有这一个科长。
1940年底，晋察冀军区系统曾设“训练科”作为训练部队的专职机构。“训练科”全称“作战训练科”，在司令部科室排序上，也称作“作战二科”（一科是作战科）。
但也有人称训练科为“司令部教育科”的。训练科的前身，是当时国民党部队普遍设置的“队训科”，即“部队训练科”。 1942年以后，晋察冀实行“精兵简政”，作战训练科合并到作战科内。1944年晋察冀军区设四个二级军区后，作战科与作战训练科的合并科被称作“作战教育科”。1946年晋察冀军区机构整编。“作战教育科”不复存在，恢复“作战科”与“队训科”两个科室。
国军小上尉在下部队前，还就是在国军的队训科里干过半年多的，对这套业务熟悉，杨棒子就把他提拔上来了。也是有心的培养他，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出了成绩，就能介绍入党啥的。
十一分区作战训练科，原来并没有这个机构，杨棒子在军营镇一战和后面的几次战斗中，都吃足了没有像样地成系统的部队的苦头之后，1942年冬组建机关的时候，头一批就把训练科建立起来的。
训练科最初的名字叫“队训科”，是由分区司令部“队训股”升级的，出自晋察冀军区的统一部署，跟晋察冀军区的队训科业务接口。杨棒子对这个安排比较随意，有时称“训练科”为“教育科”，说道理都是一样的。以后解放军的各野战军主力部队，至少到解放初期的1950年开始，在各军的师一级的机构中还普遍要求都设有“队训科”这个机构。队训科的科长及参谋由接受过军校（包括国民党军校）训练或熟悉这方面的军事干部来担任。
当时，或者在后来，因为还有人干脆称训练科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司令部系统的“教育科”，断言历史上从未设置过“训练科”这个机构，这是个记忆误区。因为政治部系统当时已经有了“教育科”的设置，不会在司令部下面再设一个“教育科”。 1944年9月，晋察冀军区改革体制，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在这四个二级军区中的司令部系统，设置的第一科就是“作战教育科”。
毫无疑问，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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