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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最先记载源于《孟子》，乃是孟子引用孔子的话。
支持殉葬之人，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说，第一个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人，必然断子绝孙。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殉葬制度是周朝礼乐重要的一部分，孔圣既然提倡复古，自然也会支持殉葬制度。
而反对殉葬的人则认为这句话是孔子反对殉葬，但却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解释是根据《孔子家语》的孔子原话，认为孔子提倡用草束成人形充当真人陪葬，若是利用和活人相似的陶俑陪葬，这种人的家族或国家必然覆灭。孔子认为连像人的陶俑都不应该陪葬，自然更不能拿活人陪葬。
第二种解释是，第一个用陶俑代替活人陪葬的人非常仁慈，这种人难道就没有继承者吗？言下之意是这种仁慈应该发扬光大，必然后继有人。
反对殉葬之人是利用“仁”来作证据，但支持殉葬之人用“礼”来当依据。
无论是孔圣本人还是孔圣世家之人都没有对此话进行解释，倒是孟子引用此言的时候，认定孔圣反对陪葬。
“礼”乃是圣道之一，但礼一直在变，无人可以把握脉搏，只有半圣才能以圣议的方式修改礼节，但修改的都是迫切需要改变的，殉葬制度一直没有被列入圣议。
方运纵观人类历史进程，非常清楚，殉葬制度必须要废除！
“那么，本次经义的题目，就以‘秦穆公杀三良’为题，废恶礼，扬仁义！”
方运选好了此篇经义的题目，经义不是策论，策论可以细致讨论殉葬制度的利弊。但经义要把殉葬大而化之为恶礼。
过了许久，方运决定用极为少见的“多破”之法，利用“仁”“忠”两个方面来破题。
“仁者，知人之好生而恶死；忠者，知报国而非掘族之基。”
此言是说，一个有仁德的人，理应遵循人的本性来做事，每个人都想要活着而不想死，殉葬自然是不仁的举动。而一个忠于人族的人，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是人族的基石。害人族之基石，便是对人族不忠。
方运心知，破题宜正、全、伟，忌偏、邪、急。
第一句的仁属于正，中规中矩，但第二句直接抛出“殉葬就是在挖人族的根基”，则有些“邪”与“急”，下面一旦不能自圆其说，那整篇经义必然降等。
方运在没写之前。原本还有些心惊肉跳，但在书写完两句后，反而平静下来。
第二句若在后文无法诠释，自然是“邪”是“急”。但若诠释的好，便是“全”是“伟”。
方运已然想明白，第二句以荀子的“名分使群”圣道理念为引，进一步阐述社会分工问题。本质上就是说目前人族的人力不足，但却往后世的生产力等方面靠拢，截取部分先进的理念。与圣元大陆思想融合。
破题之后，方运直指秦穆公杀三良之事乃是暴虐，然后按照自己总结的结构来书写这篇经义，该引用众圣原话的时候引用，该用事实论据的时候用事实论据，最后用最正统的儒家思想来证明殉葬乃恶礼，而恶礼必须要废除！
在这篇经义中，方运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来阐述殉葬带来的后果，直指问题核心，犀利程度远超之前任何反对殉葬的言论。
不过，方运把后世的语言稍加改变，并不提其中的核心，只说“猜想”而不言“道理”。
方运实则在用更清晰更细致的语言和道理来解释圣元大陆的思想，这种行为，便是注。
在书写这篇经义的时候，方运想起后世著名的一句话。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此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只不过，方运自知文位很低，真要作注怕是会被圣道力量反噬，所以用词极为小心。
待方运写完这篇废除殉葬恶礼的经义之后，只觉一股莫大的力量自纸上升腾。
方运感觉到，其中蕴含的才气可能还不如那篇《水调歌头》，但其浩瀚充沛之感却远胜任何诗词。
不过，一道更加伟岸无量的力量压了下来，掩盖此文的所有异象。
经义不比其他，哪怕方运处处小心，既然提到“废除恶礼”否定商周礼仪，而且道理清晰，在众圣作出批示之前，这篇经义就不得对外发表，由圣庙主动压下。
且不说其他后果，单说出现声传百里乃至千里，引发思想混乱，就可能导致一些读书人文胆炸裂。
方运看到异象被压下，意识到此文已经“上达圣听”，至少也是经义中镇国的水平。若是水平不足，哪怕再有奇思妙想，也不会被众圣重视。
方运松了口气，浑身疲惫，只觉右手酸疼，仔细一看，右手竟然微微浮肿，心中骇然，这就是文位不足的缘故，一旦写这种涉及圣道的文章，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反噬。
“幸好我写的内容都有道理，若是稍微胡编乱造或者我自己都不信却打着‘废除恶礼’的旗号，估计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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