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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固然重要，但在清廷眼中，最担心的还是明军攻入江西、浙江，动摇江南的统治。除了一些拿不上台面的阴谋诡计外，清廷也作出了紧急的应对。“平南将军”都统贝子赖塔赴浙江、“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另以杭州、镇江水师分防海口，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赴福建，共同防剿明军。
明军的攻势并未因为郑军的退出而有所放缓，水陆并进，直指福州。招降纳叛，新兵补充，明军的兵力非但没有因为占地多而减少，反而有所扩充。特别是水师，吸收了降清的原郑家兵将，吸收了大量的沿海渔民，又缴获了很多的船只，实力增长更为显著。
早已组建的长江水师终于可以按计划行动。两百余艘中小型舰船，装载着两千水手，三千海军陆战队官兵，五千枝燧发火枪及弹药，数百门大小火炮，由广州出发，沿岸而行，直驶长江入海口。
而海军则兵分两路，一路由总指挥邓耀率领，进逼福州海面；一路由杨彦迪率领，前往杭州、镇江海口袭扰，牵制浙江清军。
整个战略布局此时才算完全展开，充分发挥水师的作用，更进一步地联合其余的抗清力量，成为这一战略的宗旨。郑军暂时息鼓，而十三家，得到长江水师相助后，必将展示出更强的战力，牵制住更多的清军。占据大小梅岭的李嗣兴所部，在得到兵员和武器的补充后，也将对江西清军展开新的攻势。
也就是说，当清廷专注于闽省战局时，明军却在其他地方也酝酿着猛烈的攻势。清廷错估了形势，错估了南明政府聚敛钱财的能力，错估了明军扩充及装备的速度，错估了南明治下民众的热情，错估了暴政下百姓蕴含的反抗情绪。
甘陕出精兵，当经营商洛，以取天下。江南固然粮多财赋多，然长江宽阔，沿江布防则兵力受制，难以再动用大军攻掠他处。
晋王李定国的来信说的便是如此内容，虽然委婉，但还是表达出了对目前明军主攻方向的不同意见。
或许是因为专力于东征，武器装备和人员兵丁向四川补充的速度缓慢的原因，才招致了李定国的些许不满吧？朱永兴揣测良久，方才提笔书写回信。
李定国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朱永兴便知道后世太平天国的败亡之事。但其中的原因绝不是占领南京那么简单，而成功的例子也有，朱元璋就是其一。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很多，**、内讧、用人不当等等，而占领南京后忘乎所以，在没有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时，便匆忙分兵北伐、西征，更是一个重要因素。
说到底，晋王李定国还是没有意识到水师的举足轻重。有了强大的水师，沿江布防的无奈和苦恼，应该是清军才对。若以南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稳固之后再挥师北伐，建立刘邦、朱元璋那样的功业，便是大有希望的。
朱永兴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并列举了一些数据，表示东征的时机很好，民众的热情极高，军队得到了很大的扩充和加强。当然，他也再次陈述了四川的重要性，以及将来出兵甘陕的决心，并且对以后的人员、武器、物资继续大力支持四川，作了承诺。
其实对于四川的支持，朱永兴一直没放松。武器装备的供应虽然放缓，但茶马互市所得到的好马，几乎都调拔给了四川驻军，迄今为止已经不下三四千匹。而且，朱永兴还给予了政策支持，土地票在湄公、河仙只是两倍兑换，却给了四川五倍的倾斜，以吸引移民前往。
思索了片刻，朱永兴又陈述了调遣长江水师支援十三家，增强对湖广及长江下游地区威胁的行动，并询问四川驻军是否有能力东进，以便牵制重庆清军，对十三家形成策应。如果时机合适，两家还可以东西夹击，攻取重庆。
语气是平和的，坦陈相告，没有藏掖，更象是两个人在谈心。朱永兴努力用这种方式打消晋王李定国的疑虑，或者说，是安抚四川驻军将士的情绪。
不只是晋王李定国送来了书信，将马雄从贺州打跑的叙国公马惟兴也来信请战，要求攻打桂林，解决孙延龄。
朱永兴明白请战诸将的心思。东征以来，马宝和李嗣兴等将领建功赫赫，屡获封赏，马宝更是晋为一字王，这难免让别人看着心痒眼热。
但明军是否具备四面出击的实力呢？考虑到弹药物资的供给和消耗，朱永兴认为还不能如此冒进，如此忘乎所以。在一个或两个方向上保持主要攻势，其他方向则牵制策应，物资、人员调配比较从容，也最为稳妥。
况且，攻打孙延龄并不是能力允不允许的问题。之前双方有过勾连，实力一强便翻脸，难免给人不太好的印象。再往深里考虑，留着孙延龄和桂林，非但没有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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