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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九九折,是象征意义的打折。但这个人发现我非常想买,就说:“不行,少一分钱我都不会卖。“这时就需要我当机立断了。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赶紧离开,他就卖给你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迈出这个屋,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个可能是他反悔说我不卖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说我卖给别人了。无论哪种,我都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件东西。所以我当时不跟他再嗦,我说:“行,我认这账,不就两万块吗?我差你二百块,下回我给你带来。“我就把这个笔筒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看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是崇祯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最大的一个笔筒,而且,笔筒的壁非常薄,画片丰满,颜色没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祯青花的青翠,开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个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兴。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吗?劝我:“你就别买了,赶紧撤出来最好,能省钱。“我就跟他讲:“收藏有时候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论上讲,我能出一万九千八百块的时候,那二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他来说,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就不能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有时你计较一点得失,会失去更多。在收藏这个领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20世纪90年代,我注重笔筒的收藏,买了很多。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明清笔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笔筒。笔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最晚的一个门类。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笔架、砚滴、墨床,等等。只有笔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理论上讲,笔筒不能搁毛笔,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笔怎么搁呢?笔筒里的毛笔是倒着搁,大头朝上。但使用过毛笔的人都知道,毛笔使用以后,一定要悬挂,大头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两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毛会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没法用了;第二个问题:毛朝上,笔头的水会从笔杆里进去。过去的毛笔大都是竹笔杆,只有少数象牙、玉、铜的,那另说。大部分毛笔都是竹笔杆,一旦水积在里头,会把笔杆胀开。所以,笔筒不能搁毛笔,简单地说,笔筒如果搁毛笔,也是搁不用的毛笔;毛笔若用过,一定是正着悬挂。

    笔筒在晚出现时,首先是作为案头的一个装饰。最早的笔筒一定是竹笔筒,我将来讲竹器的时候会讲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时期出现。由于竹笔筒的出现,影响到后来瓷笔筒的出现,崇祯一朝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所以大量烧造笔筒。

    晚明有个人叫屠隆,他写了一本书来总结文具,叫《文具雅编》。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个词汇。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对应的名词出现。今天能查到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笔筒“两个字,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屠隆在书中“笔筒“这一条下,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他说的就是湘妃竹的笔筒,镶上紫檀或乌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顺治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接下来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没入关之前还有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和崇德是皇太极的年号。皇太极改“金“为“清“。

    清朝能建立皇权,很多史学家认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败肯定会导致明朝的灭亡,但谁能最终拿下政权呢?当时有四支政治力量,第一支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且他打进了北京,拿下政权,可惜只有三十多天。他这大顺军一丁点儿都不顺,稀里糊涂又被人打出去了。李自成把明朝灭掉,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但由于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把握住天下。第二支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的问题是树敌太多,杀戮无数,导致自相残杀过于厉害,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拿下江山。第三支是南明政权,当时南方还有很多明朝残余的政治力量,也能组织起来小朝廷,称为“南明“,确实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势单力薄,偏安一隅,没有办法再度统治这个国家。最后,就剩下满洲贵族。满洲贵族并不是有很多优势,只有一个长处,但这一个长处,就让他们拿下了江山。这就是团结包容,精神层面的长处。他们完全没有内讧,冰释前嫌,所有人坐在一起要谈这件事。他们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但过去的矛盾,大家都能在大敌当前时全部化解,一定要团结起来拿下江山。有学者估计,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六十万人。当时汉族人是他们的二百倍,就是有一亿多人。据说努尔哈赤起兵时,也就一万五千人,但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而且事后又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爱新觉罗家族当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还不是人数的比例悬殊,而是文化的屏障。他们是满文,咱们是汉文,汉文和满文之间不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屏障怎么去突破呢?顺治一入关就拼命学习汉文,史书记载说他原来不认识汉文,但通过三年的努力学习,可以通读《三国演义》。这显然有美化之嫌,今天的人如果刚开始认汉字,想三年以后看《三国演义》,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这表明了清政府亲近汉文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最重要,由于这个态度,导致清政府后来对中国的统治变得顺利起来。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俗:“正月不理发,理发死舅舅。“这个民俗很奇怪,怎么来的呢?后来我去查书,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当时满人入关以后,要求汉族人剃发易服,就是把头发剃下去一块儿,换一身服装。汉族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得,我不能随便让你给我剃了。当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态度,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没想到这个政令遭到汉族人极强的抵抗。为什么现在有剃头担子?就是当时搁在路口,谁不剃,现在马上剃!有的人就说:“我脑袋你能给切了,头发不能动。“顺治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么下去会引起汉族人强烈的心理抵触,于是就网开一面。

    剃发和理发是两个概念。“剃“是从根上刮掉,“理“是指梳理。一般说“理发“,都不是剃秃。今天很少有人剃发,我小时候老看见街头有剃头师傅拿一把刀,锃亮,噌噌在那儿磨,把老头儿按在那儿,脑袋刮得锃亮,这叫剃发。理发是梳理的意思。

    传说是正月下的诏令,剃发令,这个诏令下来以后,老百姓就说“思旧“,还在想过去的事。后来这个谐音不知怎么就成“死舅“了,舅舅算倒霉了。实际上这个政令是七月下的,不是正月下的。文化上有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会演绎得不可知其本来面目。

    崇祯朝起,尤其到了顺治,很多瓷器上画一种图案,落花流水纹,都是这个时期画的,它反映当时社会的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老百姓就想:明朝呢,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我们还很思旧。明、清的改朝换代,变了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满族统治,明朝是汉族统治。所以这次改朝换代,汉族人内心非常不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通过这些瓷器,以及一些其他艺术品、日常的生活用品,来表达思旧的情绪。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满族在入关之前,没有办法控制瓷器生产,就是天命、天聪、崇德,这三个时期无法对瓷器生产发出指令。到了顺治,已经拿下江山,当然就能发出指令了。大约在顺治八年,御窑厂就开始恢复了。顺治时期对瓷器的要求非常低,朝廷自己顾不上。当时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慢慢过渡,所以这个时期叫过渡期。

    顺治八年,御窑厂开始恢复。顺治十一年,政府下令烧造龙缸。龙缸是一种标志,表明宫廷需要这个东西摆那儿来炫耀了。但是,当时的龙缸非常难烧,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烧成,很容易开裂、变形。你蒸过馒头就知道,馒头一般都是二两一个,二斤一个的馒头你就很难蒸熟,蒸熟了,它也就开花了,裂了,道理一样。景德镇当时地处中国偏南方,与中央政府距离非常远,我们今天看也远。因为远,政府对瓷器的影响力就比较低。但景德镇的陶工几百年来工艺娴熟,他有办法,不需要指令,照样能生产,他自己会去适应这个市场。当时的市场最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所以这个时期95%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

    顺治青花有一个典型的对龙的绘法,只有这一朝这么画,叫“一身三现“。所谓“一身三现“,就是画一个龙头,画一段龙身,画一条龙尾,中间的地方都是云彩,好像一条龙被云彩遮挡,露出三段,叫一身三现。也有一身五现、一身七现,我还见过有一身九现的,但一定是单数。当时的这种绘法,是对龙纹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点儿沾边儿。当时的政治不是很明朗,龙纹就表现得若隐若现;不像后来清朝坐稳了天下,龙纹就全部展现。

    当时还流行一种瓷器造型,象腿瓶,顾名思义,像大象的腿一样,直不隆咚的,又叫“筒瓶“。筒瓶明朝就有了,但入清以后,政府赋予它一个社会学含义,“大清天下一统“,利用“筒“与“统“的谐音。清朝拿下江山,还要统治江山,所以要有一些政治口号出现。

    跟我们今天一样,比如我们国家的旗帜是红的,不管党旗、军旗、国旗,都是红的,从象征性意义上说,这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但这是象征意义、社会学意义,并非真的拿烈士的鲜血染红。所以,筒瓶在清初的时候,这层社会学含义在社会上迅速推广,非常受关注,受欢迎,数量比较多。

    我们看电视剧,有一回大家给乾隆送礼,纪晓岚拿了一个桶,桶里面装的全是咱们吃的姜,装得满满的,堆成山形。大家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纪晓岚说:“江山一统(姜山一桶)!“纪晓岚很聪明,既拍了乾隆的马屁,又省了钱。筒瓶这么有名,很多人收藏起来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有名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电话里跟我说:“我买了一个筒瓶,特好。“我问:“画的什么啊?“他说:“画的全是刀马人。“我一听,对,因为当时很多筒瓶画刀马人,就是一些骑马打仗的画片。我说:“你能肯定那个东西是清初的吗?“他说:“根据我所学的知识,那东西一定是清初的。“然后他就买了,兴高采烈地抱来给我瞧。

    他一进屋,我就乐了。我说:“您这筒瓶可真是筒瓶啊,上下一般粗。“他那是帽筒。清代晚期以后,帽筒盛行,都是直的。他学的知识非常不扎实,印象中反正是直筒子的都叫筒瓶,结果买回一个帽筒。帽筒跟筒瓶有天壤之别,我们注意看,筒瓶的口部并不是直的,而是有一个收口。他这“筒瓶“上下一般粗,倒着看和正着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学习收藏是件认真的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过去就讲,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不认真,肯定要受到不认真的惩罚。

    顺治以后就是康熙,我们首先要对康熙皇帝有个简单的了解。康熙皇帝是八龄践祚,十六岁亲政。16岁的一个孩子,今天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能负完全的行为责任。但16岁的康熙,在当时信息传达那么不通畅的情况下,要统治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得有多难。

    康熙特别喜欢科学,数学、天文、水利,他都非常喜欢。康熙皇帝说起来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除了他的孙子可以跟他比,别人都不能跟他比,在位六十一年。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主,后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干了很多大事,比如杀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都是他的功劳。当时我国边境不停地被俄国骚扰,为什么后来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他御驾亲征,跟俄国人一通干,把俄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俄国人就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怎么这么拼命啊?得了,跟你签条约吧。“于是,中俄就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几百年以来,中国签订的最公平的条约,在《尼布楚条约》的限制下,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跟俄国的边境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康熙二十三年时,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那时的中国版图呈桑叶状,今天是一只公鸡的形状。

    康熙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把瓷器生产治理得井井有条。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后期逐渐形成定式,官窑的形式就受到了限制。官窑跟民窑不一样,民窑都是老百姓的事,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怎么能卖得好怎么烧。官窑不行,官窑要由官方定一个制式,必须按照这个制式烧出来[TXT小说下载:www.wrshu.com]。比如康熙晚期的龙凤纹就非常规范了,一看就是这个时期的瓷器,龙的身子怎么弯,须画多长,基本上都成了定式。民窑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而官窑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渐减少了。

    康熙二十几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亲自颁布圣旨,让大臣画《耕织图》、《棉花图》。耕,指吃,种粮食要吃;织,指穿,棉花的生产是保证当时每个中国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今对棉花的认知比较低,今天有很多保暖办法,比如有羽绒、化纤,当时没有,所有人保暖都要靠棉花,所以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吃、穿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两件事,所以皇上鼓励百姓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康熙当时身体力行。在先农坛,皇上有一亩三分地。我们老说一句话,谁有“一亩三分地“,就是这么来的。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当然,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看一年,这不可能。

    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我说过,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它的翎毛走兽、花鸟鱼虫,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比如麒麟纹,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这么一个过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到了康熙时期,麒麟全是站着的,状态不一样。这是因为康熙时期,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腾“地弹出来。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一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王时敏、王、王鉴。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一进屋,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当时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我捡起来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画的枯枝花鸟,非常精彩。故宫有一个类似的,很小,写着雍正款;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可能是晚清民国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

    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面的画风。瓶子上的鸟,样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画的一模一样。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后裔,姓朱嘛,“四僧“之一,号“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现在没有定论。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悟,即从鉴定角度上讲,横向联系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横向的联系,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但横向不了解,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买股票,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势图、K线图,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任何一件国际大事都可能导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动,这是横向的联系。天天盯住那些图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

    康熙瓷器上的刀马人物、战争场面非常流行,俗称“刀马人“,典型的故事有《三国》、《水浒》。瓷器上画这种战争题材,从侧面反映出满族拿下江山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场面,比如“百子龙灯“、“狮子绣球“,画的都是战争场面,这跟我们建国初期一样。早年拍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都是战争题材的片子。等拍《甜蜜的事业》的时候是1979年,建国三十年了。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甜蜜的事业》这部电影,主题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等康熙那时候的生活充满阳光了,才在瓷器上画“狮子绣球“之类的喜庆纹饰,一开始绝对不画,这是政治对艺术的直接影响。

    西方人非常喜欢“刀马人“这种瓷器,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认知。16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也是骑马打仗。过去都是骑马打仗,今天肯定不会骑马打仗,否则都得让人打死,是吧?今天都是现代化战争。过去战争都比较原始,骑马打仗的战争形态延续了上千年,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沟通。二、工艺的认知。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画得非常精致。明明没画几个人,但场面非常宏大,笔法潇洒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基于这两点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马人“瓷器,国外特别多,国内反而很少。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它不停地流向西方。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逛文物商店。当时国家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所有卖瓷器的基本都是国家开的店。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家的店里,一进门看见地上有一个大花盆,画的就是刀马人物。那个花盆很大很重,搁在地上,我就蹲下来看。我看的时候,注意看花盆的沿下,写的是“大清康熙年制“。但问题是那店里所有人都没有蹲下来,谁也没有看见这六个字,就我看见了。我特别高兴,知道他们犯懒,所以就把这花盆买了,拣了个漏儿。

    文物商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民窑花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官窑。由于那个花盆体量非常大,工匠没办法把款写在底部,只能写在口沿上。但写在口沿上头,不好看,所以只能写在反面。你只有蹲下,才能看见它的款。从这点上看,就是说凡事不能犯懒。如果我也犯懒,就拣不着漏儿了。我现在往下蹲,就没有年轻时蹲得痛快,那时一下就蹲下去了,现在蹲的时候得想,是不是一会儿起不来了?古人就说:勤能补拙。有时你笨,但勤快,这事儿也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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