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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不是劳役地租、可以控制的服兵役的人口，而不是本地的富庶。
所以对于农夫的束缚不可能放松，荒地有的是，可任他们逃亡，民众倒是活下去了，然而贵族的力量却被削弱了，作为贵族这是不可容忍的情况。
要把农夫维持在一个“买不起更多生产工具、没钱没工具逃亡、没有余粮逃亡”的情况，是最为完美的贵族统治。
然而伴随着过早出现的制式铁器农具和牛耕技术，临武君既是贵族，却又有了另一重身份。
他有钱，有封地的收入，有对封地土地的所有权，也有泗上源源不断送来的各种货物。
于是他利用贵族的权力征用民众开垦荒地，购买铁器耕牛、深入边远山区掠夺人口，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土地，再把土地或是经营或是租种亦或是分封自己的下属，不断膨胀着自己的势力。
开地、开矿、淘金、垄断封地的盐业收入、购买武器，形成了一种和墨家控制的南海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
南海地区墨家是作为“政权”存在的，一旦平定了北方的局势，通过移民迁民，采用泗上那种村社联合直辖统治、借贷给耕牛铁器、消灭当地文化阶层贵族的发展方式，将民众看作是国民的一部分，依靠着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干部人数，很快完成了南海地区的土改、整合和政权建设。将南海建为原材料生产地的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市场存在的，民众没有余粮余财，工商业就缺乏市场。
而临武则是完全的依附关系：农夫依附于临武君和临武君的下属，商人花钱搞到盐业专营权依靠临武君的权力得以维系高价；城外村社内依靠村社原本的头领现在因为贫富分化出现的富裕阶层实行间接统治。
这两种模式的组织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贵族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但是新的政权他们学不会也不敢学，更没有能力和足够的干部去学。
既不想，也不能。
临武地区的特殊地里位置，也注定了临武君只能采用这种方式，而不可能采用宋国那些贵族的那种圈地集中商品化的模式——临武附近缺乏一个急需原材料和粮食的工商业城市圈，也缺乏宋国泗上之间那种良好的运河、泗水、菏水等优良的运输环境。
为了维护统治，为了增加势力，站在他是个贵族的身份上来看，临武的这种模式是最适合他的：束缚了农民，使得农民不能逃亡，在他的统治之下可以获得劳役地租，又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征召他们，没有足够的干部就没有足够的基层控制能力，也就使得他只能采用这种农奴封建的方式维系统治。
这也是泗上的新兴工商业者支持墨家“利天下”口号的重要原因。
不土改，不推翻贵族，农夫被束缚在土地上，缴纳劳役地租，自己忙活一年根本剩不下多少余粮。
自己剩不下余粮，就买不起铁器耕牛。
买不起铁器耕牛，就更剩不下多少余粮。
没有余粮，就没钱，就买不起种种手工业品。
买不起手工业品，只好继续男耕女织，田里种点麻，自己织布。
这又更卖不出去了。
东西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
这就是个死循环。
五年前泗上还没有得到淮北、莒城等地的时候，一个泗上的布匹销售量就是卖给楚国的七倍有余，贵族们的确有足够的消费能力，问题是他们也只有一个身体一张嘴巴，买不了太多。
有些事，不是各退一步就能解决的。
贵族退一步，那么就无法控制封地，他就得消亡。没有了劳役地租和分封制度的贵族，那就不是贵族，要么亡于集权、要么亡于革命。想弄死贵族的，可不单单是工商业者和无地农民，还有他们的君主。
工商业者退一步，泗上的财政就要出问题，就要导致大量的人失业，泗上就要内乱。
利益之争，你死我活，这已经不再单单是一群“有志为天下芬”的理想主义者妄图利天下的献身，而是一个新兴阶层干掉另一个守旧阶层的事，墨家只是那个新兴阶层的代言人。
商队内的人很多并非是第一次来临武，只有一座山岭相隔，两边的土地制度完全不同，难免会生出许多想法。
都说秋风未到蝉先觉，然而天下旧的贵族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却不多。
即便有些人看到了，也是无可奈何。
四年前的泗上大争辩、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墨家几乎已经把要推翻旧世界写在脸上了。
可各国都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