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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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