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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柳宗元二十岁的初春,荣耀与忧虑结伴而来。贞元九年(793年)二月进士科放榜,柳宗元的名字赫然在列。为了犒劳这场百里挑一的残酷考试中的胜利者,朝廷安排了丰盛的庆祝:游曲江,杏园宴。最英俊的两名进士会成为骄傲的探花使,在雨水过后,当长安城开始恢复新一年的色彩与生机时,一日看尽长安花。甚至,在这样孔雀开屏似的展览之后,成为朝廷达官贵人的女婿。

    对于柳宗元,他还来不及考虑个人的光荣。他更迫切地需要走入官场,帮助父亲一起复兴这个衰败许久的家庭。只是,这个进士或许来得太晚了——他的父亲柳镇一病许久,总也不好。黑暗里那层通向死亡的薄幕,正缓缓揭开。而年轻的柳宗元还没有准备好告别。

    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才刚刚团聚了一年。四年前,执掌刑法纠察的父亲因为平反冤狱得罪宰相,被贬夔州。亲故避之不及,只有柳宗元去送他,从长安一直默默送到蓝田。父子分离的时候,都没有哭。被欺负了,哭有什么用?在长安这个势利的地方,拜高踩低是人人都会的技巧,鲜花与冷眼的转换只需要几个瞬间。

    人人都知道河东柳氏曾经是朝堂上的顶级氏族。柳宗元的四代祖柳奭(shì)是高宗王皇后的舅父,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宰相。当时柳氏在尚书省做高官的有二十多人,一时风光无限。

    人人也都知道,那已经是久远的历史:唐高宗宠幸武则天,为了做皇后,武则天对支持王皇后的朝臣进行了血腥的清洗,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禁止出入宫廷,一贬再贬,也逃不过被处死的命运。柳氏从此衰落。

    家族衰落的后果是直白的贫穷。柳家在长安善和里有祖宅,里面藏有三千卷皇帝赐书,都是往日辉煌,却没有米,也没有钱。衰落的大家族不只柳家,别人家把祖传的书籍卖掉也能换点粮食渡过难关。柳家却不。柳宗元小时候,倔强的一家子饿着肚子,也还是要教小孩子读书。威势断了,文化还在。柳宗元小小年纪就知道,总有一天,柳家的孩子要靠着考试再次回到他们祖辈曾经站过的宣政殿。

    他迫不及待地长大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人人都夸赞他少年英杰,京城里的人都知道,柳家得到了一个好儿子。柳宗元终于可以与父亲并肩合力。但命运总有愿望与努力所不能到达的层级,捱到贞元九年(793年)的初夏,父亲还是去世了。从此柳宗元常常陷在一种“来不及”的焦虑里,父丧需要守孝三年,不得做官。进士科考中,也不能立刻做官,需要有官职空缺,等待吏部授官。柳宗元等不得了。三年守孝期满,柳宗元没有继续等待吏部授官,应考博学宏词科。落榜,再考,终于考中。博学宏词登科的考生不需要像进士一样等待官职空缺,立刻授官。

    二十五岁这年,柳宗元成为集贤书院正字。这是应该骄傲的成就:做集贤书院校书、正字,然后出任京城附近的县令、县尉,再回到尚书台、中书省做官,从此就在人人艳羡的传统升官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但是,这条路的尽头毫无悬念,可以想见——等到三十年后退休,运气不错也能混一个高级公务员。

    柳宗元并不相信运气,与这个国家一样,运气已经很久不眷顾这个家庭。父亲十七岁考中明经科,没多久,安史之乱爆发。复兴家族的努力必须让位于生存。父亲带领族人流浪江南,等到安史之乱平息,再迁回长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安史之乱的平息并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跟随安禄山反叛的军将原地放下武器,受封为节度使。“投降”只给朝廷圆了一个面子,之后,节度使们不断地重新反叛。在朝廷疲于应对藩镇叛乱之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抓住机会屡屡发动战争。柳家刚迁回长安没多久,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长安,当时的皇帝唐代宗不得不放弃首都逃亡陕州。柳宗元十岁那年初冬,被调往河南襄城镇压藩镇叛乱的泾原士卒经过长安时,忽然哗变,攻陷长安,酿成“泾原之变”。当朝皇帝唐德宗不得已,也从京城逃跑。正在读书年纪的柳宗元也因为避祸不得不离开学校,离开家,远避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

    国家动荡,朝廷上宦官与权臣争斗不断,柳宗元需要别于常人的勇气,创造自己的命运。但除了一个过时的姓氏,他一无所有。柳宗元不得不去寻找跟他一样无所依傍的“新人”。比如,与他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刘禹锡。同榜进士,如同同班同学,唐代人也知道这是以后用得上的人脉,总是格外用心维护。刘禹锡只比柳宗元年长一岁。这两个家里的独子,总幻想着自己有个兄弟,甚至屡屡把朋友当作兄弟。但别人大多有自家兄弟,总差了一层。现在,一个庶族外地人,一个衰落了的世家独子,同样怀有对做出一番事业的迫切需要,再也没有比这更亲密的友谊了。

    比起柳宗元,匈奴后裔刘禹锡甚至连显赫的祖宗也没有。不过,刘禹锡会编。为了一张显赫的名片,刘禹锡为自己编造了一个有名的祖先:跟三国时代的蜀国开国之君刘备一样,刘禹锡找上了西汉的中山靖王,汉景帝的儿子刘胜。刘胜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之后这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开枝散叶,世系混沌不清。到了刘禹锡这里,又几百年过去,正是浑水摸鱼瞎认祖先的好选择。他的朋友们也很有眼色,从此便都称他“彭城刘禹锡”。

    贞元十八年(802年),刘禹锡做渭南县主簿,柳宗元做蓝田县尉,都在京城附近,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学问,切磋文辞。更重要的是,都疯狂地想要建功立业的柳宗元与刘禹锡谋划起在盘根错节的朝堂里找到自己位置的方法。

    看向未来,刘禹锡向柳宗元提供了一个机会:刘禹锡考中进士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东宫做太子校书[28],靠着他豪爽的性格结交了许多太子身边的朋友。陪太子下棋的“棋待诏”王叔文尤其欣赏刘禹锡。王叔文表面上陪太子下棋,实际上是陪太子观察朝政,制定未来的施政策略。得到王叔文的喜欢,就得到了太子核心决策圈的入场券,成为太子的心腹,他们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唯一的一点儿风险是,皇帝并不喜欢太子,正考虑着要废了他。

    二

    儿子长大了,父亲总是最欣慰,但在当朝皇帝李适(后世所谓“唐德宗”),伴随着欣慰的,还有恐惧、厌烦与犹疑。见过太子的人都说他“慈孝宽大,仁而善断”。但儿子的能干,是用老子的无能衬托出的。

    德宗纵容宦官,一面是宦官完全掌握了护卫皇宫的神策军,一面是曾经由京兆尹下属官员负责采购的皇宫物资全部落入宦官的掌握,宦官假“宫市”之名几乎强抢民财。白居易曾在《卖炭翁》里记下一个卖炭为生的老头,明明衣单衫薄不能御寒,又盼望着天再冷些,自己的一车炭可以卖个好价钱。在夜雪里赶着连夜烧成的一车炭在清晨进城。迎面碰见两个黄衣使者白衫儿——负责“宫市”的宦官。宦官只丢下半匹红纱一丈绫,往赶车的牛头上一挂,就强行拉走了一车千余斤的炭,甚至连车也一并拖走。

    皇宫内为皇帝豢养飞鹰走狗的“五坊小儿”[29]也学着宦官的样子欺行霸市。张网在里坊门口,不许人出入;张网在井口,不许人饮水,非得留下买路钱。在酒肆饭馆吃霸王餐,老板如果胆子大,敢问他们收账,一定被打骂。

    太子看不过,见到位高权重的宦官如同空气,从没有好脸色。太子的正直让满朝大臣欣慰,他们已经忘记当朝皇帝年轻时也是这样立志扫平藩镇统一国家的有为青年。老皇帝感觉到这样的欣慰是一种对他的死亡心照不宣的期待。贞元三年(787年),太子的丈母娘郜国大长公主私下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早死被发现。愤怒的皇帝第一个就想到了太子:始作俑者一定是这个等不及要做皇帝的儿子。“废太子”这个想法被老皇帝不遮掩地提了出来。惊恐的太子一边与太子妃离婚,一边给为他讲话的宰相李泌写信:如果陛下不能原谅我,我已经准备好了自杀的毒药。但皇帝要废掉太子也不容易——从来会招致满朝大臣的反对。更何况,还有李唐皇室从唐高宗到唐玄宗这些不久远的历史屡屡提示废太子的可怕后果,皇帝终于没有下得了这个决心。

    太子从此收敛起来,只热衷于下棋。实际上,缄口不言的太子通过陪他下棋的棋待诏王叔文、陪他读书的太子侍书王伾(pī)悄悄网络着朝廷里的年轻才俊,规划着老皇帝死后的革新。太子的选择并不多——正左右逢源的朝臣没人愿意沾染一个随时可能被废的太子。他能够说服的,要么是家里没有势力的外地人,要么就是衰弱到没人理的大家族后人,比如刘禹锡,比如柳宗元。后来,负责修撰这段历史的韩愈在《顺宗实录》里写道,王叔文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定为死交”,仿佛在描述一场铤而走险的狂热旅程。

    满怀热情的柳宗元并不能预知他与太子就此捆绑的未来,但他有太多这个时代不公正的记忆:柳宗元刚做集贤殿正字那年,国子司业阳城请远贬的同事喝了一杯酒,因为这杯酒被判“结党”,远贬道州。柳宗元下班回家,在司马门乘车,听见吵闹,发现两百多个国子学生跪在宫前阙下,求皇帝收回远贬他们老师阳城的诏书。他感动于学生们追慕道义的勇气,又担心他们因此牵连性命,于是主动给学生们写信,赞扬、劝慰。但是,他一个小小的集贤殿正字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实上的改变,他甚至只能虚假地安慰学生们:“哪怕你们的老师被贬谪了,他也能够造福一方。”

    正直的遭到谗谤,冤屈无法伸张,如同阴云笼罩在他与他的父辈头顶上。而他的责任,是为下一代留下一个朗朗晴空。为此,他需要站到更高处去创造历史。不仅因为有利,更因为正确。不过,在更多人那儿,仅仅正确并不够,长幼尊卑、面子和自尊心更重要。

    三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有惊无险地继位,就是后来的唐顺宗。扶持顺宗继位的一班老臣等着论功行赏,没想到新皇帝却翻脸不认人,立刻开始安排自己的亲信占据关键位置:王叔文做翰林学士,为皇帝草拟制诏,有自由出入皇宫的权限,是为“内相”。吏部侍郎韦执谊,被封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禹锡改任屯田员外郎,专管盐铁经营。谋划许久的革新以遏制宦官和打击藩镇为核心迅速实施起来,就是后世所谓的“永贞革新”:

    罢宫市,罢除五坊小儿;

    放出宫女三百,放出后宫、教坊女伎六百人;

    诏令天下,除去法定的税率税项,不准再收苛捐杂税;

    除去法定上奉,不得再有盐铁使每月向宫中送钱。

    命令下来,集市百姓欢呼。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从六品,掌管礼仪、祭祀、选举。从六品的高官,这是他的父亲奋斗一生的终点。对于柳宗元,不过是三十二岁时一个意气风发的开始。他的父祖不能做到的,他可以。

    改革税制、抑制宦官与藩镇的那些动作,并不知道柳宗元参与了多少,这短短的几个月倏忽而过,许多重要的细节都被有意模糊。但在史家后来拼贴完成的因果里,宦官与藩镇并没有坐以待毙,甚至,他们以更老练和强势的政治手腕给了年轻的改革者们许多难堪:为了彻底把神策军军权从宦官手里夺下,顺宗任命自己的亲信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30],韩泰做行军司马。以俱文珍为首的一派掌军权的宦官很快明白了这次调任实为夺权。不甘心就此让权的俱文珍很快向神策军诸将发下密令:不许交出兵权。范希朝和韩泰到达奉天军营,神策军中诸将一个都没有来见他们。改革者们的这次夺权至此失败,从此神策军一直掌握在宦官手里。

    原先作壁上观的藩镇也很快向朝廷提出了要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向来惯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因为归化西南少数民族、通好南诏有功,顺宗刚继位,就升他做检校太尉。这只是个荣耀虚衔,韦皋真正想要的是趁朝廷纷乱之时,顺宗来不及管,名正言顺地占领三川。韦皋很快派手下度支副使刘辟到长安私下拜见王叔文,对他说,太尉派我来向足下表示诚意,如果您能够使太尉做三川节度使,尽领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他必有重谢;您如果不同意,他也会让您吃不了兜着走。

    “剑南三川”是当时政府一半财政收入的来源。韦皋尽领三川,可预见的又会是一个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土皇帝。王叔文坚决反对,甚至差点杀了信使刘辟。韦皋从此信守诺言,积极寻找起王叔文的敌人。

    抑制宦官与藩镇,在忠诚于中央朝廷的历史书写里从来是正义的举措。可是,哪怕与改革者们一样忠诚于朝廷的朝官也非常讨厌这几个年轻人——在讲究长幼有序的官场传统里,他们抄近道获得了旁人几十年也妄想不来的权力。站得高了,看在别人眼里立刻就是小人得志。

    在新、旧《唐书》里,史官们不吝于记下最戏剧化的瞬间。

    冬至、除夕,皇帝会赐下应时的口脂、面脂给近臣,表示亲密与看重。得到赏赐的臣下也必须上表感谢赏赐。永贞元年(805年),刘禹锡根本来不及操心写谢表,他更操心封文件的糨糊还剩多少——需求量太大,按照一般办公用品的量配发的糨糊根本不够,刘禹锡专用糨糊需要有一斗米来做,够成年人吃一天。

    宰相们中午在政事堂一起吃饭。按规定,百官在会食期间不得谒见宰相,但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公务,径直进了食堂。韦执谊赶紧站起身去迎接,跟着王叔文就走了。其他几个宰相只得停下筷子等待韦执谊回来继续一起吃。等了许久还不来,于是派人去问,很快小吏来报,韦执谊已经在王叔文那儿吃过了。饿着肚子等来一包气的几个宰相里有一个当场摔了筷子要辞职,回家之后一连旷工七天。

    甚至他们的朋友,不仅没有得到好处,还怀疑自己被出卖了。永贞革新开始前两年,韩愈和刘禹锡同时做过监察御史,当时柳宗元是监察御史里行(见习监察御史),是同事也是好友。但很快,韩愈便因为上疏议论京兆尹李实瞒报关中旱灾,以及五坊小儿欺压百姓等事被贬为阳山令。哪怕顺宗继位后李实被贬,哪怕韩愈的好友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成了高官,韩愈也并没有被诏回。远在阳山的韩愈不得不怀疑,刘禹锡和柳宗元是有意不想让他回去。感到被抛弃的韩愈酸溜溜写了一首诗:“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同事都是才俊,我却与刘禹锡、柳宗元关系最好,可是他们两个却把我私下说的话传了出去,害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宦官、节度使和朝中不满王叔文一派的官员都为他们的仇恨找到了最正义的代理人——顺宗的长子,广陵王李淳,最有资格的太子候选人。现在,他们要扶持新太子继位,改朝换代。盘踞在唐帝国之上的朝廷如同一条巨蟒,现在,它决定蜕去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廷会有新的样貌,王叔文、柳宗元,以及顺宗皇帝的亲信们,将会被自然地扫进权力的垃圾堆。

    顺宗皇帝也不能为改革者们撑腰——并非不想,皇帝前两年忽然中风,后遗症是失去了说话能力。继位之后,没法正常地上朝接见官员。所有朝政都由刚升任翰林学士的王叔文和王伾转达。皇帝的病症更给了讨厌王叔文这伙人的老臣们一个最好的借口:王叔文其党,“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奸佞。

    四

    在宦官们的监控下,顺宗皇帝的身体一天天恶化下去,王叔文自然希望下一任皇帝能够支持他们,假如找不到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便干脆找一个年幼的小皇帝,做盖章机器,不要碍事。支持王叔文的皇帝宠妃牛昭容正好有一个小儿子,是王叔文更属意的人选。俱文珍和反对王叔文的旧臣们根本没给王叔文磨磨蹭蹭的时间,直接找翰林学士草拟了立广陵王李淳做太子的制书,递到了不能说话的皇帝面前。人多势众,皇帝被逼无奈,点头同意。

    广陵王李淳刚一做太子,剑南西川节度使、荆南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一同上表,请求太子监国。外有方镇节度使做后盾,内有禁军将领俱文珍的支持,德宗朝留下的老臣开始了对王叔文、柳宗元与刘禹锡一群人的清理。王叔文很快被夺走了翰林学士的位置,不再能随意出入宫禁。太子李淳在方镇和神策军的支持下进一步逼迫顺宗退位。那时候,王叔文正因为母亲去世不得不交出自己所有的权力,回家守丧。太子的继位几乎没有遭到王叔文这一派任何像样的抵抗。

    在一切不能公之于众的权力博弈结束后,作为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还需要草拟上奏《礼部贺立皇太子表》,载欣载奔,手舞足蹈地表忠心。皇太子登基为帝,又是柳宗元草拟上奏礼部的贺表,贺皇帝登基,贺改元。喜庆话说得都很漂亮,侥幸希望新皇帝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但他心里已经知道,作为王叔文的同党,在他起笔以锦绣文章恭贺李淳登基时,审判他命运的车轮已经开始沉重地滚动。

    五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九日,皇太子李淳(后改名李纯)继位,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柳宗元领衔上奏的那道《礼部贺改永贞元年表》里说道,这一天黎明之前,死罪犯人改流放,流放及以下罪犯,降一等——这是继位改元的常规操作:大赦天下。三天之后,柳宗元得到了这封贺表的回答:

    王伾贬开州司马,王叔文贬渝州司户。王伾很快病死贬所。明年,又一道圣旨追到渝州,赐死王叔文。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邵州刺史。

    闻诏即行,一刻不许耽搁。

    柳宗元一路往南,刚到长江边上,另一道诏令追上了他:柳宗元改贬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刘禹锡改贬朗州司马。除此之外,与柳宗元、刘禹锡一样有过短暂风光的旧同事韩晔贬饶州司马,凌准贬连州司马,程异贬柳州司马,陈谏贬台州司马,韩泰贬虔州司马,韦执谊贬崖州司马。

    这一群与王叔文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短暂地改革了朝政的革新者,从此在历史上定名“八司马”。

    对于柳宗元,做邵州刺史,虽在险远,也算是一州之长,还可以做些事情,但“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是朝廷明确规定不得干预政务的闲散职位,没有公务,没有官舍,只有一个正六品上的空头品级。它的存在,专为朝中贬黜的官员所准备——这就是流放永州的体面叫法了。

    柳宗元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仲冬时节。再往南,在洞庭湖、湘江一带的阴风冻雨里,他仿佛看见千年前屈原的背影。怀抱天真的理想而获罪,他模仿《离骚》一连写下数十篇赋。写他并非贪恋名与利,不过是想在混沌世间做些实事,但他站出来的时候,更多的人,如天边连片的阴云遮蔽。在屈原曾经游荡过的湖湘风雨里,柳宗元补上一个诗人从苦难里淬炼出浪漫的必修课。

    快过年的时候,他终于到达永州。这个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交界的小州仅有八百九十多户居民,但毒蛇毒蜂遍地,还有一种叫“射影”的毒虫潜伏在水里,趁人不备向人发射毒物,传说里哪怕被它射中影子人也会生疮。零陵是永州的治所所在,柳宗元在此没有住处,便暂住在三国时期吴国将军吕蒙的旧居,已经荒芜的龙兴寺。厅堂里长满蒹葭,野鸭鹳鹤占据着杂草丛生的院子。长安城里爆竹声声,新桃换旧符时,柳宗元住在阴冷潮湿向北的厢房里,想着,怎样给这没有窗户的房间开一扇透光的窗户。

    三十出头的柳宗元承受着人生至此最重大的失败,但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唐代的官员三到五年一任,任满可以升迁或调职。哪怕是被贬远离京城做一个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也不能随意离开的司马,也有机会“量移”——酌情调任到离京城近一些的州郡做个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对于柳宗元,也许等一等,会有转机。元和元年(806年)的八月,柳宗元等到一道专门点名了他的诏书:

    左降官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亦不在量移之限。

    只要宪宗皇帝在位一天,他就被永远流放。

    六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时,年近七十的老母亲与他同行。十二年前,父亲去世,七年前,他新婚仅仅三年的妻子杨氏因为流产离开了他,母亲是这个小家庭里陪伴他最久的家人。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在江南做官,他没有像一般的士大夫子弟那样进国学或者州、县学读书,反而与母亲及两个姐姐住在长安西南沣川岸边的农庄里,家里没有书,便由母亲为他开蒙。母亲教他古赋十四首,且背诵且讲授,又教姐姐们诗礼图史、女红裁剪。

    永贞革新的时候,柳宗元捧着朝廷的任命,对于将要登上的舞台,有憧憬有担忧,想要做一番大事,也害怕一旦得罪,会被远贬,被惩罚。母亲只含蓄地对他说:“你就去做大事,不要管我。我虽然老了,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京城做官,我也会跟着你。”

    直到他被贬邵州刺史,长安到湖南邵阳,路途千里,舟车不便,柳宗元满怀愧疚,母亲却笑着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到了永州,山川起伏,寸步劳倦,野外有毒蛇毒虫,只能借住在湿冷阴暗的龙兴寺。柳宗元不仅没有能够复兴他的家族,甚至连一个普通京官一般奉养老母也不行,他抱以厚望的改革,最终把他变成了一个罪人。痛苦内疚的时候,母亲又对他说:“你从前做的错事,当作以后的警示,敬惧而已。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就没有任何的遗憾。明者不悼往事,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的事情悲戚过!”

    母亲的从容助长了柳宗元本就棱角分明的倔强。永贞革新里施行的政策没有一件是错的。更滑稽的是,除去五坊小儿,抑制藩镇等措施被宪宗继承下来,继续实施着。他便理所当然地不知悔改,甚至,在贬谪的委屈忧愁里生出了一种悲壮。反省,但不后悔。他在《戒惧箴》里写下:“省而不疚,虽死优游。”

    直到“问对错”也失去意义的时候。永州的房屋简陋,无人侍奉,夏天炎暑熇蒸,湿热不去,生病没有地方看,药石也求不到,祷告更没有神灵的同情。不到半年,在元和元年(806年)的夏天,母亲就去世了。灵柩需要运回京城栖凤原祖坟安葬,但柳宗元这个名义上的永州司马实际上却是个囚徒,连母亲去世也不能送灵车回京。他这个被困在南荒之地的独子,所有的孝心只能是跟在灵车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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