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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接下来的清谈领袖是何晏与王弼,特别是王弼。王弼是继荀粲之后魏晋玄学与清谈最了不起的功臣,荀粲的功劳是打开大门,而王弼则是为魏晋玄学与清谈奠定了基本架构。王弼对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进行发挥和改造,以“道”为“无”,以“天地万物”为“有”,并构建了“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框架,认为“无”是“有”的本原和依据,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只是表象,“无”才是本质,“无”是“万有”的共相。“无”(或“道”“自然”)是道家的理论基础,“有”(或“万物”,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即所谓“名教”)是儒家的根本关怀,一个是“本”,一个是“末”,但同属一棵树。于是,道、儒从原本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变成了本是一体、互相依赖的理论,这样先秦思想中的两大家儒和道不仅有了融合的可能,而且还有了融合的必要。这也就是玄学的根本宗旨,是魏晋清谈反复辩论得出的最后结论。何晏、王弼不仅是理论家,也是清谈高手,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出现了玄学清谈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以后清谈的榜样,史称“正始之音”。

    稍后玄学清谈的标志性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的主要活动时间是曹魏的嘉平年间,具体说是在250—262年,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和阮籍。嵇、阮都善于清谈,但当时时局险恶,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用卑鄙残酷的手段消灭异己政敌。249年,司马懿制造高平陵事件,诛曹爽、何晏等共八族;254年,司马师又杀夏侯玄、李丰等共三族。一时气氛肃杀,“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情形下,嵇、阮他们不敢高谈阔论,在一起主要是喝酒,用酒来麻痹自己。后世以为清谈必喝酒,其实清谈跟喝酒没有必然的联系,竹林七贤爱喝酒其实是时势使然。不能清谈,他们就改为著书,嵇、阮写了许多重要的玄学著作。像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阮籍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都是玄学的重要理论文章。从清谈的角度看,竹林时期其实是一种变调,因为它不是以谈为主,而是以写为主。

    262年,嵇康、吕安等人被司马昭所杀以后,大家就更不敢聚在一起清谈了,怕引起司马氏的猜疑,玄学清谈便跌入低谷,处于沉寂状态。直到西晋元康年间(291—300年),又出现了第二个清谈高潮,其中代表人物是王衍和郭象。现代汉语中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信口雌黄”,一个是“口若悬河”,前者出自王衍的故事,后者出自郭象的故事。王衍地位很高,当了太尉,人又长得潇洒,很会清谈,最难能可贵的是还颇谦虚,如果他清谈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别人指出来,他立刻就加以改正,所以当时的人说他是“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颜料,在这里是改正的意思,古人写文章,如果写错了字,就在旁边用毛笔蘸点雌黄点两点,所以“口中雌黄”是随口改正的意思。本来这是个好词,后来变成“信口雌黄”就成贬义词了,这就不能算到王衍头上了。郭象是个思想家,他给《庄子》做了注解,并且借注《庄子》的机会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自郭象注《庄子》以后,《庄子》就被名士们所喜爱,成了三玄的经典之一。郭象反对王弼认为“无”是“万有”的共相的观点,尤其反对“有生于无”。他认为“天地万物”既是现象也是本质,宇宙中从来不存在“无”的阶段,“天地万物”不是从“无”产生的,而是本来就这样,是各自“自生”“独化”而成的。“天地万物”到底有没有一个共相,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共同的本质,无非是两个答案,一个是“是”,一个是“否”,王弼主张“是”,郭象主张“否”。主张“是”的一派,就是我们所称的唯心主义;主张“否”的一派,就是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这两派一直存在着,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战胜不了谁,恐怕将来永远都是这样,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寻求一个统一的答案。在理论上王弼和郭象代表了本体论的两翼,可以说他俩是魏晋玄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郭象的清谈也非常高明,时人形容他清谈起来如“悬河注水”,源源不绝,所以“口若悬河”就成了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人口才非常好。

    西晋八王之乱起来之后,社会一片混乱,人们连活着都成问题,清谈自然更顾不上了。直到东晋政权建立以后,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士族阶级再次回到稳定而富裕的生活,清谈才又热闹起来。这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王导,而后来著名的清谈家则有殷浩、王濛、刘惔、孙盛、支遁等人,其中殷浩的名气最大,王濛、刘惔名气也不小,可惜都没有什么著作。孙盛和殷浩齐名,而且有理论著作,写过《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他的观点比较偏向儒家,在魏晋玄学中代表靠近儒家的一支。支遁又叫支道林,是个和尚,在把佛理引进清谈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功劳。他出身士族,在出家前已经通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出家后又精通了佛家的经典,佛教徒把佛家经典叫“内典”,其他经典叫“外典”,所以支遁是一个兼通内外的人,他可以用内典和外典互相参照、阐发,这就是他的理论优势。好比今天的学者,如果不仅熟悉中国文化,也熟悉西方文化,就会比只懂中国文化的学者高明,所以支遁比当时其他清谈家都高出一筹。他写过一篇颇有名的论文叫《即色论》,重点就是诠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想,这里的“色”是物质、实体的意思,不是“好色”的“色”。这句话意思是,物质和虚空本质上一致,物质会归于虚空,虚空里有物质。现在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色欲或者说男女情爱到头来是一场空”,当然是一种可爱的误解。

    东晋灭亡以后,江南又先后出现四个政权,即宋、齐、梁、陈,历史上叫作南朝。清谈在南朝有没有继续下去呢?我们现在讲魏晋清谈,有些人就误以为南朝没有清谈了,其实不对,在南朝一百六十多年间,清谈没有断过,一直是贵族知识分子所热衷的文化活动。不过南朝的清谈虽然也很热闹,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创新,游戏色彩加重了,因而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谈到清谈重点都放在魏晋,所以叫魏晋清谈。南朝清谈质量不如魏晋,但如果把它看成可有可无而提都不提,也是偏见。我们今天研究清谈,许多资料其实都是南朝的记载,例如“三玄”一词,最早见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玄学”一词,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颜之推和沈约都是南朝人。

    清谈活动的真正衰落是在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后。科举制度的出现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他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表现舞台,一个新的更好的竞争场合,也有了新的游戏方式与游戏规则,延续了四百年的玄学清谈这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清谈不是聊天,不是侃大山,它虽然带有游戏的色彩,本质上是学术性的辩论,所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清谈的,要成为一个好的清谈家更不容易。首先,一个好的清谈家必须熟悉传统经典,尤其是《周易》《老子》《庄子》即所谓“三玄”,还必须思想缜密,反应敏捷,才能够适时地旁征博引,取得辩论优势。其次,他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还必须有独到的见解,能够“拔新领异”,即用新观点、新论述来驳倒对方。此外他还必须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语言流畅:或简洁,一语中的;或优美,辞藻华丽。甚至说话的声调、音色、节奏都要漂亮,恰到好处,所谓“美音制”“泠泠若琴瑟”。最后还要讲究辩论时的风采,清谈高手往往都是风度翩翩的名士,内在的智慧、精神、人格与外在的风貌、神态、声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一流的清谈家。

    清谈还有很多讲究。它有一定的程序,有专门的术语,甚至还有道具。这道具就是麈尾,是清谈时拿在手中用来配合情绪表达的。当时的麈尾做得极其精美,名士们拿在手里就是一种很好的装饰,跟美女戴首饰一样。

    在魏晋南朝接近四百年的历史中,清谈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基本手段,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魏晋玄学,同时也推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其意义是绝不应当被低估的。但是历来有“清谈误国”一说,不仅政治家也有学者,很多人都对清谈抱批判态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谈误国”之说,最早见于王衍临死时的自责,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其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批评当时清谈之风,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东晋王羲之也曾经对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这些批评都还不算十分严苛,也没有直斥“误国”。到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条里,则直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甚至以“亡天下”之罪归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

    从此以后,“清谈误国”“清谈亡国”便成为众口一词的铁铸公案了。其实顾炎武在这里批判的是魏晋时出现的他认为错误的一类思潮,既非清谈这种活动本身,也非清谈当中的所有思想。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王衍们亡国的原因,显然并不在清谈,而是当时的衮衮诸公(王衍所说的“吾曹”)既无治国的才能又不努力办事的缘故。清谈与国事的关系正如同看书、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与国事的关系一样,实在无所谓误不误的问题。当然,一个负重要责任的政治领袖如果丢下正事不干,一味沉溺在这些爱好里,当然是要误事的。但误事的是“沉溺”,不是围棋、电影、高尔夫球本身,只要你不沉溺,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都是很好的活动,不仅不会误国,而且有益身心健康与精神文明。清谈也是一样,只要政治搞好了,经济搞好了,清谈怎么会误国?王导、谢安都是有名的清谈家,他们何尝误了国,怎么到王衍手中就误了国?可见问题不在清谈,问题在王衍。王衍没有经邦治国的本事,又一天到晚高谈阔论,不干正事,那不误国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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